所谓“富不过三代”，源于孟子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经过人们的不断衍生最终得出了“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而民间百姓再次简化。
而富贵富贵历来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无论是朝堂之上还是山野之间，富贵几乎成了所有人所向往并毕生追求的。赵昺上辈子只能说生于小康之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已，但这也不妨碍他想发财，做个富贵闲人，并为之而奋斗。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发财梦，让赵昺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危机，最终搭上了自己的小命。他还记得自己困守轮船上的时候，看着那些富二代们驾驶者游艇，左拥右抱着从他眼前驶过时，羡慕之余也是充满嫉妒，常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待到了这辈子虽然生于皇家，却赶上家国沦丧，被蒙古人追得跟狗似的。让他他明白了通往富贵的路上充满了荆棘，而打下大半个江上后还未及享受，有了孩子就开始考虑是满足朝思暮想的物质生活还是为家族的延续与兴旺而未雨绸缪，这成了很多无法逾越的鸿沟。
所谓“宝剑锋从砥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然而无论古今我们看到更多的都是宠溺，无数的富家子弟横空出世。他们小娇生惯养，长大后大多是目空一切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这群生长于温室的“花草”在社会上缺乏竞争力，整日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啃老成了他们的标志。
赵昺也还记得前世有人做了个社会调查，“富过三代”的情况在西方国家并不稀奇，似乎唯独我国至今未逃脱“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四年，且能进入第二代的只有不到三成，进入第三代十不存一，而进入第四代的仅有约半成家族企业。
这个结论令人唏嘘，可让赵昺觉得此来自文化遗传，就说自家的祖宗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最终把大宋玩儿崩了。而这也非个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国的西蜀，不仅出了乐不思蜀的刘禅，那些名将之后也表现的极为平常。
在三国末期，成都所处的四川盆地环绕着崇山峻岭，是蜀汉天然的阻隔和依仗，多年来，诸葛亮、姜维虽屡兴北伐功业未竞，但也能安坐益州，北绝曹魏、东抗孙吴，也不失为乱世求存之道。不过一切的安逸，都随着魏军的三路南征戛然而止。
在蜀汉空前危机之下，浸淫在父亲盛名之下成长的诸葛瞻，十七岁时迎娶公主为妻，又从都尉当到了军师将军。官拜父职，身负朝野上下厚望，不过多年来，诸葛瞻却表现平平，无功无过。直到蜀汉灭亡前夕，诸葛瞻随同儿子诸葛尚一起，向蜀汉朝野证明了诸葛家族的忠义。
诸葛一门三世忠烈，不过是蜀汉后代的一个缩影。与诸葛瞻父子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许多“蜀二代”“蜀三代”们。
张遵是张飞之孙、张苞之子，父祖皆为蜀汉效忠；李球是李恢之侄，李恢早年曾跟随诸葛亮讨平南中四郡的叛乱；黄崇的父亲黄权，在夷陵之战中因为刘备战败，后路断绝，无奈投降了曹魏，却得到了刘备的谅解，甚至叹息道：“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
邓艾走阴平小道进攻，主力便可直接通过剑阁，魏军便可直指兵力薄弱的成都。而魏军自阴平通往成都的道路上，横亘着空有将军履历、却无实际指挥经验的诸葛瞻、诸葛尚父子，以及一干蜀汉功臣宿将之后。
邓艾率军“凿山开路，造作桥阁”，诸葛瞻与尚书张遵、尚书郎黄崇、羽林右部督李球督率军队前往抵抗，到达涪县后，黄崇和李球多次建议诸葛瞻率先抢占有利地形，防止魏军进入平原作战。即便黄崇说的声泪俱下，建议仍旧没有被诸葛瞻采纳。
此时诸葛瞻如果只想不被蜀汉朝廷追责，只需死守绵竹，但同样，只要邓艾转向东进，就可以使姜维的蜀军主力腹背受敌。诸葛瞻选择了置之死地而后生，与邓艾寻求决战。物换星移，诸葛瞻麾下的军队，已经没有父亲诸葛亮时的强势。
再战之时，诸葛瞻无力回击，与两路人马拼死奋战多时，最终寡不敌众被杀，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得知父亲战死后，自认没有及时铲除奸贼黄皓，同样冲入阵内，乱刃加身而亡。蜀汉军队不断溃败，张遵、黄崇、李球激励将士冲阵，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即便如此也无力回天。
从剑阁到绵竹，蜀汉军队的将士们始终在鏖战，但在邓艾兵临锦官城之际，刘禅向邓艾服了软。其第五子刘谌站了出来，可其虽有死战之志，刘禅却有投降之心。屡屡劝说无果，刘禅最终决定向邓艾投降。陷入绝望的刘谌来到了祖父刘备的昭烈庙中，祭祀了祖父后杀了家人自杀。
刘禅下令姜维的主力部队缴械投降。姜维假意接受，却仍放不下兴复汉室之心，图谋通过兵变恢复社稷。蒋琬之子绥武将军蒋斌、张良之后左车骑将军张翼也参与了姜维的计划。但因为计划不周，钟会部下发动叛变，姜维、张翼、蒋斌等人虽拖死了邓艾、钟会，也在兵变中最终以身殉难。
蜀汉灭亡了，不知这些战斗至死的蜀汉后代们，是否会回忆起自己尚在童稚时，其父祖为汉室横刀立马、誓言共襄大义的身姿。而赵昺知道自己后悔落到了帝王之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承担了复兴大宋的责任。
这么多年来，赵昺可谓是绞尽脑汁，殚心竭力，难有清闲。生生的把自己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医学家、经济学家……把自己累的半死，生生成了一个打天下的创业者。
赵昺的对手们却正是一班蒙元的官二代、官三代们，这些人承袭祖辈的爵位，可谓出生时就注定了‘不平凡’，这其中不乏平庸无能者，当然其中也有出色的人物。而赵昺手下同样有不少官二代，但其中却又有不同。
先说当下的蒙元大汗铁穆耳，其身为皇子自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其出生的年代蒙元基本已经完成了统一之战，他已经没有了领军征战的机会。和平的环境下，金戈铁马的生活业已远去，而其的军事经历不过是在重臣的陪同和大军护卫下在西北平叛，作用更像是混资历。
至于治理国家的经验，铁穆耳即非太子，封王后也没有前往封地，没有接触政务的机会，可以说毫无执政经验，更不要说治理国家，只能依靠臣僚们。使其只能做个收成之君，没有了先祖们的意气，更不要说政治革新，重振国威了。
蒙元选拔官员最重‘根脚’，讲究家庭出身，那些曾经为蒙古统一征战的将军们或是身故，或是老去，权力已经移交了子孙辈，而今数代之后满朝皆是官N代。开国之初战事频繁，这些勋贵之后尚能得到锻炼和成长。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发财和享受，反正前途早已由出身决定，勿需他们费力，这也就导致他们失去了奋斗的精神。
赵昺手下也有不少世家子弟，但这些又与蒙元不同，他们经历过国破家亡，见过敌人的残暴，却没有胆怯，毅然投入到抗蒙救国的大潮中。而能够在血雨腥风中能坚持下来的，经历了残酷的复国之战，并建功立业，已然是国家的栋梁，而出身只是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
大宋同样有蒙荫受爵的规矩，但赵昺也知这些官二代们中并非皆有领兵执政之才，因此他才将这些人送进太学培养，只有合格者才能出仕。其中的庸才他宁愿掏钱养着，也不会让他们进入官场，那样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危害。
而大宋当下有完善的科举制度和官吏升迁制度，使得平民子弟也有机会进入官场，不断的补充新鲜血夜，且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来自蒙荫入仕的勋贵子弟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如此就保证了官吏队伍的活力，充满向上的朝气，不会沦为死水一潭。
当前宋军面对的敌军主将亦是官三代的张珪，其可以算是蒙元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但在赵昺眼中其不过是比之那些纨绔之辈强上一些罢了，矬子里拔将军的产物。而在大名之战中，其虽然表现的算是抢眼，但在赵昺眼中他还称不上自己的对手。
张珪毕竟是长于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父祖的创业艰难，自然缺乏了先辈的铁血和果决。在赵昺看来，若是其能根据形势变化，及早做出调整，而不是犹豫等待，即便存在武器上的代差仍能给宋军造成很大的麻烦，却不是落入宋军重围，险些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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