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明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最苦难的时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历次的见到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略；若秦汉的匈奴，六朝的五胡，唐的回绝、吐蕃；北宋的契丹、辽、金，但他们却至多只占领了半个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却终是汉族的；至多只是演一出南北朝对立的把戏。想不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却第一次见到中国全境的被蒙古民族的铁蹄所践踏着了！金主亮曾夸大的说道，他将立马于吴山（杭州）第一峰，然而他的统一中国的迷梦，却永不曾实现过。他的梦，在这时，却有强悍的蒙古人为之实现了。数千年来，不见少数民族的足迹，不感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的江南，现在是第一次沦陷于蒙古族的手中了。杭州（临安）开始有了无数的蒙古人、色目人乃至久在蒙古族管理下的“汉人”（即金人等的北方人）来居住了。西湖风光又换了一个面目，诸城市又产生了一副新的景色。不惯，那是当然的！但久已积弱难返的古老民族，又怎敌得过势若万马奔腾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这一代东西方诸民族的大恐怖的新兴之蒙古民族呢？蒙古人的铁蹄一到，他们虽然不惯，却不久，便不得不贴然了，更不久，便也不得不安之了。
汉民族在这时代，虽不得不姑且过着贴然安之的生活，却是满肚子的愤懑不平。这种不平，是任何汉族的本土人民都感觉得到的。——特别是最后降服于蒙古人的所谓“南人”——即江南的人民——在这时候，在政治上、社会上最占势力的乃是蒙古人（征服人的民族）及色目人（西方诸民族，随蒙古人南侵者的总称）。第三个才轮得到所谓“汉人”，第四个才轮得到所谓“南人”。其实“汉人”、“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中，永远是受侮辱，受压迫的。他们永远是沈屈于下僚的，永远不用想握到政治的大权，即有握权的，所握的也只是“非实权”。再加以那些强悍的蒙古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是毫不客气，毫无顾忌的。他们为所欲为，毫不注意被征服的民族们的感情、习惯与乎风俗、人情。这里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依照着中国向来的习惯，凡是易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的末途王孙，虽不妨加以极严峻之刑责，但对于已死的帝王，却仍要给他们以相当的礼貌与敬重；特别对于皇陵之类，向来都是加以保护，不肯有什么轻举妄动的。但蒙古人却不然了。他们对于此种礼貌，根本上便不懂。他们有的是力，有的是刀。他们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敢做！于是他们一到了江南，便有一个杨和尚悍然的去掘发南宋诸帝的陵寝，且扬其尸骨为灰（其目的当然大半还为的是掘宝藏）。这个惊人的举动，未免使被征服者们太触目伤心了。于是便有唐珏诸人发生了移尸他处，植冬青树以为志别的悲壮的义举。像这样悍然不顾一切的举动，当然非最强悍的民族做不出来的。我们如果以清人入关，第一件事，便以皇帝礼葬了崇祯帝，还下诏切实的诰戒人民，保护明十三陵，毋使樵采的举动看来，便知道少数民族的侵略手段真是一代比一代的进步了。
更违反了汉族本土民族的公意的，便是公然废止了历来视为士子“登庸”的唯一的大道的科举制度。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了解汉民族的心理的一例。科举制度的弊端，言者殊众。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及的。尽管这种考试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诅咒，但却是一个已成了固体的制度，更不能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蒙古人于此点毫不注意。他们大约以为从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从马上治之的罢。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国南部之后，三十余年来从不曾想到过要举行一次两次足以绥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愤心的科举。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复了科举的旧制，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然而其科举的制度，却不甚公平。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便颇不相同。榜亦各别，不能混杂。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而“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如此显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汉人南人们生了歧心。更有甚者，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科举更不是唯一的“出身”的大道。《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谓：
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董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文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徽，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虽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故其铨选之备，考核之精，曰随朝外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降，其纵情破律，以公济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上面所引的话，虽然简单，但已足够见到元人的宦途是如何的广大而繁杂。所以仁宗虽恢复了科举制度，而这种科举制度已非复像往古一样，是士子登庸的唯一要津的了。名存而实亡，中举者的权利，直等于零。我们虽说终元之朝没有科举可也。更有甚者，他们对于士人根本上是看不起的。历朝对于士大夫阶级的种种优待条例，若免税赋，免徭役之类，元人似乎也一律不顾。陶宗仪的《辍耕录》载有数事：
一）恒阳廉文正王希宪，字善父，畏吾氏……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楼，袖诗求见，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
二）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
三）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国师。王对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门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这些事实的反面便可证明：以马上征战为生活的蒙古民族，对于中国旧日的士大夫阶级是如何的作践，如何的不了解，如何的看不起。这个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蒙古统治阶级，当然不旋踵便要为汉民族所驱逐而北去的了。不仅如是，在一般政治上，这些蒙古的统治者也是完全不体恤人民，不了解民众心理的。他们吏治的黑暗，恐怕要算是往古所未有的了。他们卖官鬻爵，他们贪污不堪。且以汉人、南人为奴为婢者所在有之。《辍耕录》曾载，民间忽盛传元人有将汉人少女强送之北去，作为鞑靼人的奴婢之举。于是民间婚嫁一时间皆草草举行。后来虽知道是谣传，却已闹得满城风雨了。这谣言决不是无根的。对于被征服的民族，他们是可以一无顾忌的这么办的，也许小规模的掳奴之举是时时有之的事。《辍耕录》又载有一事：
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众皆号泣告诉，曾弗之顾。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以这种方法强迫人民去纳粟捐官，真是旷古未闻的奇事。又其所用蒙古、色目人之做官的，不仅少读书，不习政治，即连执笔花押也不会。“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辍耕录》）在这样少知无识的粗人统治之下的吏治，又安得而不黑暗，民心又安得而不思乱。（由程鹏举的故事，更可见奴属于蒙古人的南人的痛苦之深。）
庐陵人邓剡曾有《鹧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赢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汪元量也有一首诗说元兵平杭日的事：“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这可见时人的悲哽怨毒的心理的一斑。
因了这种民族的压迫，仕路的闭塞，文人的失意，便构成当时的文学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那便是产生了许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达观享乐的歌曲，赞颂隐居生活的诗篇。下面是几个例子。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赢。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随，兔走乌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蟾宫曲》，卢挚作。
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庆东原》，白朴作。
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黄菊绕东篱。正清樽斟泼醅，有白衣劝酒杯。官极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
——《碧玉箫》，关汉卿作。
荒荒时务艰，急急光阴换。一局棋未终，腰斧柯先烂。百岁霎时间，莫惜此时闲。三两知心友，鲸杯且吸干。休弹，玉人齐声咀。狼山，兴亡一笑间。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庾天锡作。
野塘花落杜鹃啼，啼血送春归。花开不拚花前醉，醉里又伤悲。伊。快活了是便宜。
——《游四门》，无名氏。
乾坤俯仰，贤愚醉醒，今古兴亡。剑花寒，夜坐归心壮。又是他乡，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黄。龙山上，西风树响，吹老鬓毛霜。
——《满庭芳》，张小山作。
这些都是随手拈来的例子。更有马致远的一首《夜行舡》，向来是视为这一类作品中的压卷之作：
〔夜行舡〕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免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不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鸿巢计拙，葫芦提一向妆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这些消极的、玩世的、享乐的情绪，当时不仅?漫于新诗歌的坛坫中而已，即在戏曲上也是很显著的表现着。涵虚子著《太和正音谱》，分元人杂剧为十二科，而首二科便是“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而《陈传高卧》（马致远）、《黄粱梦》（马致远）、《岳阳楼》（马致远）、《竹叶舟》（范子安）、《铁拐李》（岳伯川）、《度柳翠》（无名氏），乃至《七里滩子陵垂钓》（宫大用）诸剧，在元剧中也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大派。这种倾向，都是时代造成的。有了那末黑暗的时代，便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这种消极的思想。这种消极的思想，其范围更蔓延得很广，不仅不得志的文人是那末颓废的自暴自弃，即高位者也往往脱口会写出唱出这种一口气的诗篇来。不忽麻平章曾写了有名的《辞朝》的一曲：
〔点绛唇〕宁可身臣糟丘，索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
〔混江龙〕布袍宽袖，乐然何处谒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无愁。数看残棋江月晓，一身长啸海门秋。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浃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禾食，胜如肥马轻裘。……
这大约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政治实在太黑暗了，连身在政治里面的人物也深抱着消极的悲观的态度。二是：那种?漫于整个社会的消极的思想，不知不觉的连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也被传染到了。这二者都有可能。“但得黄鸡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篱墙缺茅庵漏。只要窗明炕暖蒲团厚，问甚身寒胜饱麻衣旧。”（不忽麻）这是如何浅近质实的享乐主义呵！更执着的享乐的思想，是表现在恋爱的沈醉与女性的肉的追求。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描写是空前的不讳饰与不蕴藉。有许多荒诞的描写，是连最近代的文人们也是不忍出诸笔下的。这些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可以不必引在这里。
这是如何颓废的、放纵的、沈沦的时代啊！
一般人民是沈沦在重重的压迫之下，一般的士大夫却沈沦在悲观的、消极的、肉欲的、物质的、享乐的思想之中。这样构成了这时代前半期的文学的特色。这种特色是空前所未有的。我们虽然在魏、晋六朝的阮籍、刘伶，在唐的中叶李白诸人的篇什中，见到酒精崇拜等等的同样的消极的享乐态度，却从来不曾见有元人那末赤裸的质实的、肉欲的。我们的诗歌之中，当然也有比较现实的肉的描写，但就能够流传下来的看来，都是相当蕴藉的，像《闲情赋》之所叙状者为止。像元人那么放纵的、赤裸的描写着食与色的追求，那真是“古所未有”的。这种大胆的态度的造成，一方面当然为了儒教的拘束已去，旧伦理的观念已不存在，一方面恐怕也多少要受到些西方的民族，若波斯等等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我总疑心，在我们的许多元代作家的诗什中，至少有一部分外来的成分在内。这话说来太长，在这里只好不提。
二
但说来很可怪的，一方面蒙古民族的铁腕，扼住了中国政治的咽喉，不让旧日的汉族士大夫阶级，有扬眉吐气的余暇，但同时因了蒙古人、色目人的重兵的驻防，与乎西南方的商贾们的交通，社会上的经济生活似乎还有突进的发展的现状。钞票是在这个时代中最为流行的。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余的生活似乎还很自由。他们突然的接触了无数的征服的民族所带来的西方文物。他们的社会中，平空的增添了许多的外来的销费者，他们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贾们的在蒙古大帝国疆域中的畅行无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这些，都使当时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有了很显著的进步。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灭之后，仍然不失其为北方的戏曲的重镇。元剧之标明“大都新刊”云云者，我们已见到好几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日本仿元本，中国石印本）。这可见大都当时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华不减于当日。西湖上的繁华风光，仍未逊于国亡以前。无数的艺术家、文人、诗人，仍以杭州为中心而歌咏着，写作着。元人杂剧的出产地，差不多是以杭州与大都为南北两个重镇的。许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过杭州游历。老前辈的作家关汉卿，便也曾到杭州来过。有的北方作家，简直的便留居于杭州不复北归。这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曾有过很可令人注意的记载。又，在意大利人马可孛罗《游记》中，也曾将杭州写得有若圣地。确实的，杭州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无数的文人们都要来“巡礼”，一来“巡礼”，便留连的不忍归去。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古杭新刊”者为最多。又在仅存的一册《永乐大典》戏字韵中所保存的《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篇戏文里，题着“古杭书会”或“古杭才人”新编的已有二种。这可确见“古杭”在这时代的前半叶中，其地位是如何的重要。这又可见当时中国的南方乃至中国的北部，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其经济状况是很发达的。而一般人的经济的力量，也似乎并不比前落后，也许是更有进步。因了士大夫阶级的崩坏，农民们似乎确是少了一笔重担。（那时的士大夫已混入“编氓”之中）因了外国人的加多，国外贸易的突然的繁盛，商人阶级的势力更突飞的进展不已。钞票的发行，此当为其主因。而士大夫因此更感受到一种新的压迫。在文学上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描写士、商的恋爱冲突的剧本。最可代表的一篇便是王实甫的《苏少卿月下贩茶船》（关于这个题材，作者极多，散曲中也有《双渐苏卿问答》，剧本也不止王氏一种；但他剧皆佚，惟王剧尚有辑本）。其他如《救风尘》（关汉卿）、《青衫泪》（马致远）等等也都以这个冲突为主题。
社会上一般经济能力的充裕，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的进展与成就。同时汉族士大夫们因了生活上的压迫（他们是如编氓一样，生活没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过头来加入平民的社会之中，而为他们写作剧本，演说故事，著作歌词。从前的文人们，除了几个不得意的才子流落在民间者外，余者都是力争上流，从事于庙堂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即有寥寥的几个，知道采取或注意民间的新兴文学的，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时高兴而已。但这时候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文人们并不是为了偶尔的高兴，“屈尊降身”以与民众相周旋。他们却是为了切身的生活问题，来向民间作“文人”的了。他们为一般人民作剧本，写故事，著新词，完全为的是经济关系，生活问题。他们开始以写庙堂文学的同样用力与专心与谨慎，来写民众的文学，来为民众编纂日常习用的书籍。这在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次士大夫为民众们所使用。这个异常的社会状态，使得汉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一次异常态的空前的一幕；即在习见了无数的古典文学的努力者之后，我们在这时却第一次的见到无数的大作家，为非古典文学而努力着。这使中国文学，透进了绝清新的空气，这使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无数的伟大的崭新的著作；特别是杂剧戏文，以及小说。可惜这个时代太短促了，昙花一现之后，便一去不复来了！（随了蒙古族的统治势力的过去而过去）中国又开始堕入另一个古典时代之中。——虽然这个时代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的文人们仍然在无人知的境地里，为那些新体文学而努力着，然而他们的势力却已微弱得多了。戏曲的写作者虽仍然不少，却已不单是为民众而写作的了。假如这个封建社会的变态的时代，变态的经济状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恐怕文学革命运动，要不待现代的十几年中方才绝叫着的罢。可惜这个“变态”的社会，究竟只能够若昙花的一现而已！
三
恰好在这政治的坫坛不能供一般才士文人所利用，而才士文人们又正在寻找另一方面的发展的时候，经济上有了变动的一般社会——由静定的农业社会变做了商与农的社会——便吸收了这一大批的才士文人进去，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写作。
在这个“变态”的社会之中，最发达的是戏曲。这是天然的，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充裕之时，一般人民的享乐心理，便愈趋于复杂化，高超化。简单的角技、迎神、赛会，以及说书等等，已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便自然的要落于那个高超而且复杂的艺术，即戏曲的身上。我们的戏曲在这时候以前，恰好已经有了萌芽，有了基础。这萌芽，这基础，在这时便很迅快的发展了，且更奠定了。宋、金时代的剧场，状态如何，因为文献无征，我们已无从臆断。但有一点，我们大约是可以知道的，他们的戏曲不仅为民间所使用，且也已为庙堂所使用（戏文似尚未取得庙堂文学的地位）。不过在民间，在庙堂，固定的演剧团体虽是有的，固定的演剧的场所，似尚没有产生，而常期的固定的演剧时间似更不曾有过规定。易言之，他们的戏曲的演唱似是间歇性的，且系专为有特别事故——节日或宴会——而演唱的，例如今日乡村中的剧团，非逢大祭日，大节日，或某一个特别的酬神之节便不开演。且他们的剧团，似乎也与今日的乡村中所见的剧团一样，其性质是流动的，是移转旅行于各地的。他们的演唱的主顾是某一村的全体，或某一个人。易言之，即系“趸卖的”，却不是如现在的新式舞台般的“零售”式的出卖的。这样情形，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的了。但在元代——蒙古大帝国的时代，我们却开始的见到那种“趸卖式”演剧，已一变而为近代式的“零卖”。这是极可注意的。易言之，即演剧团体在这时候，已足以被社会常期的供养着，而不必受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供养的了。他们现在虽常是流徙于各地，却是有了固定的演剧场所的了。他们现在是零星出卖于一般的民众，而不必趸卖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了。综言之，元代的演剧团体，因了元代经济情状的变动，已由被动的被雇用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地位，而变为主动的自由的在吸引着社会上一般的民众的了。这是很近代式的一种演剧方式，跟了很近代式的昙花一现的元代经济的变态状况而发生的。
我们如着手研究这种固定的剧场的情形，是很可以使我们觉得有趣的。在一般文献之中去寻找这一类的参考资料，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般的文献，对于这种真正有重要价值的“社会文献”向来便是蔑视的。还是在戏曲的本身之中，却可使我们寻到了不少的材料。
原来元代的演剧团体，虽有一部分是固定的在某一个地方演唱着，但更大多数的却是流徙于各地“作场”的，正如近代的马戏班、旅行剧团一样。元代的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里，有一段文字将这个情形说得很详细：
虔唱）〔紫苏丸〕伶伦门户曾经历，早不觉鬓发霜侵。孩子一个干家门，算来总是前生定。（白）老身幼习伶伦，生居散乐。曲按宫商知格调，词通大道入禅机。老身赵茜梅，如今年纪老大，只靠一女王金榜，作场为活。本是东平府人氏。如今将孩儿到河南府作场多日，今早挂了招子。不免叫出孩儿来商量明日杂剧。孩儿过来。……
旦）奴家今日身已不快。懒去勾栏里去。……（净）适蒙台旨，教咱来至。如今到得它家。相公安排筵席。勾栏罢却，勾栏罢却。休得收拾。疾忙前去莫迟疑，你莫胡言语，我和你也棘赤。（虔末白）真个是相公唤不是？
净）终不成我胡说。（旦）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末）孩儿与老都管先去。我收拾砌末恰来。（净）不要砌末，只要小唱。（末虔）恁地孩儿先去。我去勾栏里散了看的，却来望你。孩儿此去莫从容，相公排筵画堂中。（旦）情到不堪回首处，（合）一齐分付与东风。（并下）
由这一段话，可见当时演剧者的生活及勾阑内容的一斑。当时演剧者，仍是要应“官身”的。“相公”唤了他们去时，他们却不得不去，“勾阑里散了看的”，立即前往应召。再可见勾阑的所在，是有固定处所的。演剧者却并不居住在勾阑之中。要做“杂剧”时，却先须挂了招子。招子盖即今日戏园之招贴或广告一类的东西。又，当时如果不需要正式演剧时，伶人们也可以应召前去“小唱”。元人杜善夫有“庄家不识拘阑”一支套曲（见《太平乐府》及《雍熙乐府》），写乡间农人初入城市，进勾阑观看院本而吃惊之状，由此颇可见当时勾阑中的情形的一斑：
上略）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攘攘人多。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妆〔哈〕。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面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这是最可靠的一段元代剧场文献，连看勾栏的价格也都记载出来了。这种勾栏一定是一种永久性质的建筑，专为演剧而用的。演剧的班子虽不是固定的一个，勾栏却是固定的。宋代已有勾栏，但其规模却没有那末伟大，结构也没有那末复杂。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勾栏压》一则，记载松江勾栏塌倒的情形，也足供我们的参考。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中。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纡之，劝入勾栏睹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呕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成，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阽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
勾栏的棚屋会拉然有声，可见其建筑决非最近之事。又压死人之多，可见其建筑的材料一定是很笨重的。又“鼓鸣则入”云云，与杜善夫的“不住的擂鼓筛锣”云云，皆可见当时的勾栏也与今日的旧式剧场，在开演之前，必定要“擂鼓筛锣”以招致听众的。元无名氏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叙述伶人生活更为详尽。
净云）俺两个，一个是王把色，一个是李薄头，俺哥哥是蓝采和。俺在这梁园棚内勾栏里做场。这个是俺嫂嫂。俺先去勾栏里收拾去。开了这勾栏棚门，看有什么人来。（钟离上）贫道按落云头，直至下方梁园棚内勾栏里走一遭，可早来到也。（做见乐床科。净）这个先生，你去那神楼上或腰棚上看去。这里是妇人做排场的，不是你坐处。（钟离）你那许坚末尼在家么？（净）老师父，略等一等便来也。……（正末上）小可人姓许名坚，乐名蓝采和。浑家是喜千金。所生一子是小采和，媳妇儿蓝山景。姑舅兄弟是王把色，两姨兄弟是李薄头。俺在这梁园棚勾栏里做场，昨日贴出花招儿去。两个兄弟先收拾去了。这早晚好勾栏里去。想俺做场的，非同容易也呵！
〔仙吕点绛唇〕俺将这古本相传，路岐体面，习行院打诨通禅，穷薄艺，知深浅。〔混江龙〕试看我行针步线，俺在这梁园城一交却又早二十年。常则是与人方便，会客周全。做一段有憎爱，劝贤孝，新院本，觅几文济饥寒，得温暖，养家钱。俺这里不比别州县。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来到这勾栏里也。兄弟有看的人么？好时候也，上紧收拾。……
这又可见当时的演剧团，是以一个“末尼”为主人翁，或班长的。剧场上之以“末”为主体，大约便是此故。这时的演剧团，大抵是一门亲串组织成功的。所以班中的各个脚色，不是“许坚末尼”的妻、子、媳妇，便是他的“姑舅兄弟”、“两姨兄弟”。这也是可使我们注意的一点。
朱有燉的《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剧本叙述另一种乐团的组织，亦颇为详尽。
外云）自家姓刘，是这汴梁乐人院里一个出名的末尼。年小时子弟每见我唱得好，与了个乐名，唤做鸣高。如今年老了。有我婆婆，当着这穷家缘过活。有个女孩儿，年长一十八岁，名是腊儿，四般乐器皆能。酒席上老先生每见孩儿能弹快唱，与了孩儿一个名字，唤做盼春。……（贴净云）尊兄，今此女子，不比其他之妓，十分能弹能唱，记得有五六十个杂剧。（净云）小子爱看的是杂剧。（做放砌末了云）今放十疋细布在此，请大姐一度新声。
这可见当时的演唱杂剧或传奇者，不尽为旅行的或固定的纯粹的演剧团体。有时，娼妓之家也负演唱戏剧的义务，有如今日日本之艺妓。这在上面所引《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的一段里也可以见到。在那里，旅行剧团里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应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写的这个杂剧里，则演唱戏剧者明白的为一个妓女。又，《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里说的，“砌末”可以随身带去；这个《香囊怨》里，又叙述“砌末”可以顿时“放”了。是这种杂剧一类的戏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么舞台或“勾栏”一类的特备的场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只要带了砌末去；也可以顿时在妓院中演唱着，只要“放”了砌末。因为演剧团体与“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后来往往即以“勾栏”为妓院。钟嗣成《录鬼簿》载赵文敬以下数人，皆是教坊中人：
赵文敬 彰德人，教坊色长；
张国宾 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坊勾管；
红字李二 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
李郎 刘耍和婿。
钟嗣成置他们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并没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红字李二也和马致远、李时中诸人合作《开坛阐教黄粱梦》一剧，致远等并不以为嫌。是足见当时“教坊”中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并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谱》则述赵子昂语，斥张国宾诸人之作为“绿巾词”，根本上看不起他们。《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而于著录诸家著作之末，又别列一类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赵先生曰：‘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故入于娼夫之列。”熏人欲呕的士大夫气息乃出之于王族才人的笔下，而一般文人们却是并不执持着这种见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会八仙庆寿》一剧，其中所叙述的当时剧坛情形，也可供我们研究。底下叙的又是蓝采和的事。当采和出场时，一群孩儿们跟在他后边：
众徕扯蓝云）兀的开着勾栏哩！老官人，你去做个院本我每看一看。（蓝云）我不去，我不去。（众徕云）怎地不去？（蓝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栏里发科，怎禁那戏房里撅丁每絮聒。（众徕云）他絮聒些甚的？（蓝唱）他敢道搀了他衣食待怎么！（众徕云）不去发科，只拴一个焰爨也罢。（蓝唱）你教我拴一个新焰爨。（众徕云）替那鼓弄每开呵些也好。（蓝唱）你教我打一个硬开呵，着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这短短的一段里，作者使我们明白：在勾栏里，所演的并不止正宗演剧的“发科”的一种；更有“拴一个焰爨”及“替那鼓弄每开呵”云云的种种的简短的演奏之举。我们虽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谓“拴焰爨”、“打开呵”的意义，但可知他们当是一种短剧或串插的表演，如说笑话，谈人情之类，并非正式的演唱。这也可知在当时的勾栏里所表演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未必便只是纯粹的戏剧一种。
元代的勾栏（即戏园或剧场），既是那末样的发达，于是新剧本的需要，遂大为迫切。旧剧或“戏文”的翻本，都使观众容易生厌，于是剧团的主人们遂不得不设法去搜罗新的剧本，以应这种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会作剧的，像张国宾之类。但所作究竟不多。于是不得不求之于学士大夫。当这时，学士大夫们正有“怀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这个新兴的文体，以恣自己的笔锋的挥写。当一部剧本脱稿，不久便可见之于红氍毹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宛转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说唱出来。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所虚构的布局，也逐渐的展放于观众之前；或为之笑，或为之叹，或为之奋然而怒发，或为之凄然而泪下。这样的一种可感动的境界，是从前的文人学士们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这是在解决著作家本身的生活问题以外的又一种更伟大的收获。于是有天才的诗人们便都放弃了诗古文词的熟套，而从事于这一种崭新的文体——杂剧。
像这样改途易辙的天才的诗人们，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诸人。关、王之后，作者更仆难数。他们所著作的剧本都不以一二计。关氏所作，多至六十余本。王氏所作虽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厢》作四本计）。马致远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朴则有十七本。其余郑光祖有十九本，乔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郑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吴昌龄、武汉臣、李寿卿、尚仲贤、石君宝诸人所作，也各在十种以上。这都可见当时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确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实又往往是无能称述的。《录鬼簿》虽记载较详，亦仅对于与他同时代的数十作家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他大多数的“前辈名公”却只是极简略的说及名字里居而已。除了几个比较有声望的作者以外，其余的重要作家，大都只是“浮沉下僚”的不得志的文人学士们，或竟是民间的文士，所谓“书会先生”者流的是。
说到“书会先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当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还在为庙堂之上的人创作着，为皇室贵家歌颂着，为他们自己及交游们鼓吹诉愿着时，便已有一大批为人民所喜爱的无名文人们，在暗地里活跃着。他们的名字，不会上《文苑传》、《儒林传》的，他们的作品，不会上《艺文志》、《经籍志》的。但他们在民间，却有极雄厚的隐伏的势力。他们的作品，是真实的“大众化”，读者们是不可计量的伙多。他们每是各个新文体的先锋。但他们却是无名的，不知从多少年代以来，那些民间的无名文人都直是处在这样可悲叹的情形之下。到了这一个“变态”的社会，“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局面里，他们乃突然的为世人所注意。他们的天才，乃开始为文人学士们所注意。而他们的自身也便挤入于文人学士们之林。虽然仍有多数的书会先生们是没世无名，但至少总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学士们所选拣出来的了。
书会先生乃是民间的文人们的称号之一。大约他们的称号是随了“书场”与“勾栏”的发达而来的。他们最初出现的时代是宋（确切一点的说，大约是南宋）。而全盛的时代，便是那个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活都呈现着异态的时代——元。
书会先生们写着小说，也创作着剧本。在我们仅可见到的元代戏文的三种里，有两种是这样的题着的：
小孙屠 古杭书会编撰（《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宦门子弟错立身 古杭才人新编（同上）
所谓“古杭书会编撰”云云，大约指的便是书会先生所编撰的了。“古杭才人”云云，这“才人”虽不说明是“书会先生”，一定也是他们的一流。《简帖和尚》的最后，有一段话道：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张协状元戏文》（《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开场亦有：
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云云。书会先生们在当时文坛上，一定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谓“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话本”中亦每说及。他们每云这是京师老郎们流传下来的，或是老郎们见了，为作什么云云。大约老郎们也便是书会先生们的别称。
元代的经济情形，既是十分的异态的发展，于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会情形，也便跟之而来。“钞票”也实行使用了；而著作家们及出版家们便也发生了版权的问题。在这时以前书坊刻书虽不在少数，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似未曾发生过。到了这时，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便存在于元至顺二年刊本的《古今韵会举要》的序末。这乃是刻书者的一个广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 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要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后学 陈案谨白
这与今日的“此书有著作权，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广告，其作用是没有两样的。著作权的问题，至此而始发生，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尽管不知汉字的蒙古人掌握着军国的大权，但汉籍的流行，却仍是甚为流行的。科举虽不举办，或虽举办而有名无实，然一般的书籍，却仍然甚为流行。
为了并不预备给考选人之用，因此，流行的书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实用一方面的。这可以分作好几层来说。第一，因为戏剧、音乐、词曲的发达，因此，韵书的编纂，也适应了这个特殊的需要而大为发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韵书的数量是很不在少的：
《经史字源》（张子敬）、《学童识字》（楼有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刘鉴）、《韵史》三百卷（陈仁子）、《韵海》（陈元吉）、《正字韵纲》四卷（魏温甫）、《类韵》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黄公绍、熊忠）、《韵府群玉》二十卷（阴时夫）、《韵府群玉掇遗》十卷（钱全衮）、《押韵渊海》二十卷（严毅）、《韵书群玉》（盛舆）、《韵原》六十卷（蒋小晦）、《免疑字韵》四卷（李士濂）、《集韵》（竹川上人）、《叶韵补疑》一卷（何中）、《韵书》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应必备一类的书，也一时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籍是每个家庭中，粗识文字的人们所必备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广的：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四十五卷后集六十二卷 刘应孝编
万宝事山二十卷 钱谱编
经史事类书泽三十卷 张谅编
群书钩元十二卷 高耻传编
竹素钩元三十卷 俞希鲁编
小学日记故事十卷 虞韶编
经子类训二十卷 集翠裘二十卷 均白珽编
居家必用事类十卷 （或云熊宗立撰）
破万总录一千卷 唐怀德编
艺圃搜奇二十册 陈世隆编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二十六卷 外集十五卷 富大用编
其他医学、占卜诸书也大为发达，原因也为的是实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类聚》诸书，宋时已有，却至元而大为流行。
其他民间流行的剧本、话本、讲史、词曲之类，其付之刷印者无虑千百种。到了今日，他们散失虽多（薄册之小说、戏曲，最易散失），却仍有一部分可以见到。这使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流行读物的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外国人及外国文学的势力，在元代是很伟巨的。有许多的外来辞语及外来故事，在这时都融注于汉文之中。更有许多外来的思想，也乘机输入。——特别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带的事物文化，被我们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大为西域诸国所接受。到中国来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国化的。也有许多的中国故事，在这时是变成了波斯诸国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够写汉文学的西域人，有以下诸人。贯酸斋（名云石）的散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师姚隧，故又善古文。杨朝英著名的曲选《太平乐府》便有贯氏的序言。又有马元皋、琐非复初、不忽麻、阿鲁威、沙正卿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则马祖常、余阙数人最为有名。诗人则有萨都刺、丁鹤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称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亦为用力甚深的传世之书。（详见陈垣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第四，文学篇，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元时外国的汉文学者虽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为最占多数。）
四
元代以后，便来了一个汉人“恢复中原”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表面上蒙古族的压迫己经除去，在实际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压手段，却似更有甚于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较前更为困苦。中国重复成了一个“闭关”的时代。再者，蒙古人全师北退，并未受到大创。从前所掳劫的财宝，大约都不曾遗落下来。所以汉族在经济上是远比不上前一个时代的富裕。又，久经丧乱之后，人民的元气未复。在文化上，只可以说是较前坠落，不能说是进步。所以文化事业，差不多全是承袭了前代的残余。几个重要的诗人，若刘基、杨维桢，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物。文坛的风气，依然是元末的式样。特别是戏剧与小说，可以说，完全不曾变过什么样子。全盘的格律声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乐以后，方才略见有个性的发展。但仔细的看来，在正德、嘉靖之前，我们可以说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风尚，仍是变动得并不太大。
说到政治上的高压，那是更有甚于不知汉事的蒙古人的。几次政治上的大屠杀，若蓝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谈之，犹为色变股栗。一方面是“人心厌乱”，一方面是原是继承着前代的强悍的统治的，所以任何无理性的政令也都无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面调查户口的一道谕旨：
十八世真一领圣谕颁给户部勘合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从万历刊本《朱氏家谱》上钞录下来的。当时这个“户帖”是交给朱真一收执的。“我这大军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这是如何横暴的检点与调查，我们是不难想象得之的。“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这种雷厉风行的调查户口的方法，据说还曾沿袭下去很久。
这还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过”的人们的处罚。我们且看他们是如何的处罚方法：
国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一剃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约，不许将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一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拿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扎?样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靴，里儿与靴?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扎?，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一榜，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千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此等事，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课顿挫好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网恢恢矣。（顾起元：《客座脞语》。）
逍 遥 牢
俗传淮清桥北有逍遥楼，太祖所建，以处游惰子弟者。按陈太史维桢录记，太祖恶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务本逐末博弈局戏者，皆捕之禁锢于其所，名逍遥牢。（同前）
在这样可怕的绝无理性的高压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动的。士气的消沉，旷古未有。继于高启、方孝孺诸悲剧之后，文人们益发不敢放言高论。他们只好仍然陷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时代的浅薄的悲观论。在这时代，表现于“民间文学”——即剧曲与散曲——之中的，当然仍是前代的彩色与内景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恰好蒙古族虽已被驱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剧，仍然盛极一时。文学的素质与外形，皆不曾有了什么大变动。即正统派的诗词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兴百年间，其实与元代的一个世纪，是难于分析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学是勃兴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泼与精力充沛的现象。但到了这个时代，却像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了。百十年间，文坛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横暴的，但对于时代的文学的流行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比之元人更为横暴的朱氏的政府，却用了更为恶辣的手段——这于上文所引诸文告中，可见一斑——，干涉民间的文化事业，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也实在因为戏曲的盛极之后，难以为继。蒙古大帝国的覆亡，中国民间的经济能力，也随之而大为衰退。国门依旧地人为地封锁起来了。外国人也几乎全部退出国境以外了，国际贸易也几乎是等于零。有了此种种原因，光芒万丈的剧坛遂渐渐的消沉了下去。
当时剧坛之所以尚不至于完全没落者，亏得是有几位好文的藩王，若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由燉等，为之支撑于其间耳。而永乐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戏剧家们的东道主。正如汉初的中国文化，有赖于淮南王刘安以及梁孝王诸人的扶持一样。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坛方才渐渐的有了生气起来。但文坛的趋势，却已是变更了一个方向。它不复墨守着中世纪的家法，而开始走入近代纪的时代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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