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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杨喃的质问很凌厉,充满了愤怒和杀机,而负责库藏的太府卿元文都也不示弱,据理力争。
他有责任保护齐王杨喃不受伤害,但无法控制齐王杨喃的野心,所以他不得不与韦氏结盟,同时又不得不想方设法遏制齐王杨喃实力的增长,以免其把野心变成现实,那后果就是一场失控的灾难。
元文都的理由是,大河两岸连续受灾,河南上百万灾民逃进豫州求生,这已经是事实了,而之前河南地方官员不但不进行赈灾救助,反而欺上罔下蓄意隐瞒受灾真相,导致河南乃至通济渠一线局势急剧恶化,以致于现在陷入了通济渠中断之危机。颖汝贵族官僚在竭尽全力救助河南灾民的同时,也把这一真相揭露于天下,这给了东都一记响亮耳光。东都有失察之罪,中央亦有失去民心之危,虽然皇帝和中枢东征归来后肯定要严惩河南地方官员,但对于东都来说,当前必须亡羊补牢,必须帮助颖汝地区的地方官府全力救助灾民,以挽回失去的民心,挽救中央损失的权威和弥补东都造成的过失。
现在东都要稳定地方局势了,要戡乱剿贼,倾尽全力支持,而之前东都受到河南地方官府的蒙蔽,置灾民生死于不顾,以致生灵涂炭。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东都对灾民置若罔闻,对以灾民为主的叛贼却要斩尽杀绝,这将给河南人带来何等剧烈的冲击？可以预见,东都和河南,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必将空前激烈,戡乱剿贼的前景极不乐观,所以,剿贼只是戡乱的手段之一,血腥杀戮并不能挽回民心,更不能稳定局势,而若想戡乱成功,必须从安抚上下功夫,这需要齐王杨喃运用高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
因此,戡乱不需要调用两万大军,国库不会给也没有多余的钱财给两万大军提供剿贼用度。
齐王杨喃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施展抱负”的机会,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杀”出了东都大大小小政治势力的重重包围,当然要竭尽全力,要把麾下的两万大军都带出去。再说了,大家都知道,通济渠战场实际上就是一个陷阱,有人要利用这场危机打倒齐王杨喃,而有人迫于政治利益上的需要不得不保护齐王杨喃,所以当初尚书都省迟迟拿不出戡乱决策。现在韦云起以一场大败揭露了通济渠危机真相,逼得尚书都省不得不做出出兵戡乱之决策,齐王杨喃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毅然跳进陷阱,非要背水一战,那么若想取胜,当然先要保证有强悍的实力,而两万军队就是实力的保证。在这件事上齐王杨喃绝不妥协,带五千人跳通济渠陷阱,纯粹是找死。
元文都在东都政界德高望重,势力庞大,又是本朝第一财政大臣,权势倾天,在尚书都省的话语权非常重。如今皇帝和众多中枢重臣都不在,他在尚书都省虽然不能做到一言九鼎,但敢于与其针锋相对甚至强行压制者,却少之又
之前,元文都就坚决反对出兵戡乱,后来妥协了,支持韦云起出京巡查通济渠,他的目的是希望韦云起能迅稳定通济渠一线局势,如此东都就主动了,形势许可就让齐王杨喃出京捞点戡乱的功劳,形势不许可,就坚决不让齐王杨喃出京,维持原状,也算保护了齐王杨喃,对上对下都好交代。
然而,韦云起以济水大败给了元文都一个大巴掌,让元文都颜面尽失,怒不可遏,但没办法,形势不由人,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同意出兵戡乱,只是这口恶气他岂能忍下？另外齐王杨喃到了通济渠战场,不论输赢,通济渠都有可能中断,而通济渠中断的后果实在可怕,元文都不得不把“恶人”做到底,竭尽所能控制齐王杨喃的野心,为此不惜牺牲齐王杨喃的利益,以此来换取试图利用这次机会打倒齐王杨喃的政治势力的妥协,保证通济渠始终畅通,保证东征战场不会出问题,保证中土整体利益不受损害。
元文都义无反顾地断绝了与韦氏的政治结盟,“勇敢”地站在了齐王杨喃的对立面,这使得东都的政治局势骤然复杂。以齐王杨喃为的政治集团虽然赢得了尚书都省出兵戡乱的决策,但却陷入了众多政治势力的围攻,齐王杨喃出京的难度太大了,即便他有舍身赴死的决心,奈何许许多多的人出于各自利益需要,百般掣肘,导致他想死都死不成。
元文都的坚决态度就是“卡脖子”,事实上就是撕破脸了,但韦氏既然敢于公开打他的脸,当然对他的“反击”有所防备,岂能束手无策？
尚书台民部副长官,民部侍郎韦津,留守东都,代理民部尚书职权。韦津拍案而起,针对元文都的说辞,拿出了一系列数据,最后得出结论,根据民部的统计,现在国库肯定有充足的钱粮支持两万大军戡乱剿贼,但现在元文都说国库钱粮严重不足,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国库内部出了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虚报数据就是贪赃枉法,总之已经危及到了国祚安危,要查,立即查。
尚书台有六部,民部负责财政、国库的统计和支调,是财政管理机构;而做为中央直属府署九寺之一的太府寺,主掌国家金帛和谷物,是保管出纳机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民部掌财物政令,太府掌仓储出纳。太府的出纳,必须根据民部下达的文书执行,而民部则凭太府寺的申报,审核其开支实数,以此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制约和监督。但这样还不够,两者还有可能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所以律法又特别做出了防范措施,一是特派御史全程监督太府出纳,二是特派大臣直接行使太府出纳权,名义上是派出特使承担具体事物,实际上就是公开侵夺太府的本官之权。
现在韦津公开向元文都挑战,韦氏与元氏正面对垒,参加尚书都省决策国事的中枢大员们当然“兴奋不已”,有推波助澜的,有落井下石的,有冷眼旁观的,就是没有“劝架”的,结果很快拿出决策,依照律法,由御史台派出御史进行调查。
既然御史对太府库藏展开调查,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会严重影响到戡乱大计,所以尚书都省马上又拿出了第二个决策,当前戡乱剿贼是头等大事,要特事特办,依照律法,特派大臣直接行使戡乱军资出纳权,并特派御史全程监督太府对戡乱军资的出纳。
元文都独木难支,“兵败如山倒”,虽然他德高望重,权势也大,但以韦氏为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联手出击的威力太大了,再加上以礼部尚书杨玄感为的河洛贵族集团从中推波助澜,以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为的山东贵族集团落井下石,而一部分持中立立场的政治势力又不敢轻易介入皇统之争,只是冷眼旁观,结果导致以元氏为的关陇虏姓贵族集团在尚书都省的话语权大大削弱。
皇帝和中枢核心大臣去了远东战场,把国事决策权也带走了,尚书都省所拥有的决策权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各政治集团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寻求妥协,而元文都偏偏在戡乱这件事上被韦氏激怒,错误地选择了斗争,结果可想而知,一败涂地。
乘你病要你命。元氏节节败退,而韦氏则穷追猛打。第三个决策随之出台,尚书都省议定,由民部排名末位的副长官仓部侍郎杜行满,出任特派大臣,到太府行使戡乱军资出纳权。任命侍御史韦德裕为特派御史,全程监督戡乱军资的出纳。
仓部侍郎杜行满出自关中杜氏,而关中杜氏是关中第二大豪门,与关中韦氏利益一致,虽然两家在局部利益上有竞争,但在整体利益上绝对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韦德裕出自关中韦氏。韦云起出京巡查通济渠期间,代理御史台事务的便是这位资历深厚的侍御史韦德裕。
韦氏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与戡乱剿贼有关的军、政、财大权完全控制。从齐王杨喃的立场来说,这是好事,权力大了才能为所欲为,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能确保戡乱剿贼的胜利,才能从通济渠战场上杀出一条血路,但凡事有利便有弊,若齐王杨喃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阴沟里翻船,那就彻底玩完,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
从东都诸多政治势力的立场来说,这同样是好事,齐王杨喃和韦氏以此来向他们妥协,在这段时间内,我只要戡乱的利益,其他利益统统放弃,这等于给了他们左右逢源的机会,将来不论东都的政治风向吹向哪一边,他们都能从中渔利。当然了,这是理想状态,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若想渔利就必须做出选择,而幸运的是,齐王杨喃给了他们充分观察和考虑的时间。
齐王杨喃出京了,两万大军日夜兼程赶赴通济渠战场。
同一时间,东都的奏章像雪片一般飞向辽东,飞行皇帝的行宫,给盛夏的远东战场送去了缕缕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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