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样选择,就是因为李慢侯的管理思想是商业化的,他在用效率优先的原则组织社会。他控制北方之后,除了圈占藩田之外。那些抛荒土地,也不是鼓励流民去耕种,而是整块拍卖给大户。将面积不定的大块土地批量拍卖,往往是按照自然地理版块,某小河边到某山边,某河支流之间,这样的土地版块,往往都是万亩甚至十万亩以上的。普通小民根本买不起,也无法整片进行开发。
先是在山东,圈占土地的,大多是撑过大灾难的土豪。人数不超过百分之五,却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这些人用土地作为资本,雇佣流民,使用耕牛,快速生产出了大量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地主,而是资本化经营的农业资本。这些人在山东发展起来之后,李慢侯后来夺取了更残破的河北地区,他们大批北上,圈占更加广大的地块,进行统一管理。大多数大地主,都会投资改善土地条件,修建水渠,灌溉田地。一块土地,有水利设施跟没有水利设施,价格可以差距十倍。
以前都是官府投资,地主坐收其利,现在谁投资谁收益,十分明确。甚至有一种经营模式,大地主将河流之间的土地买下,修建了水渠后,又转手卖出去,谋取巨利。将大地块分成小地块卖出去,或者整体出卖,情况十分复杂。土地买卖在宋朝是非常常见的,而在东藩这里,就更加常见了。土地资产,已经是流动性极高的一种优质资产。
这样做的坏处是,那些靠近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区,土地很容易卖出去。而那些偏僻之地,根本找不到买主。所以大量山坡地区,干旱地区,以前可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甚至有整村、整族人口聚居之地,现在都是荒山野岭。
可效率是很高的,最好的资本投入了最有开发价值的土地上,最强壮的劳动力,投入在最容易生产财富的土地上,那些偏僻之地,只能自耕自食的土地上,则没有人口居住,按照经验,这里即便居住了大量人口,繁衍数代之后,就只能成为贫困地区。与其如此,还不如让那些得不到土地的人,迁移到方兴未艾的城市里谋生。这至少比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城市发展聚集人口人道的多。
这样的思想,不仅仅用于农耕土地上,山北的草原同样如此。条件良好的河套草原,吸引了大量牧场主。花马刘这样有官方背景的牧场主其实是少数,大量牧场主甚至是契丹人。最早跟随李慢侯的三百契丹人,早就融入了东藩体系。他们在李慢侯手下当过翻译,当过马夫。当在山东圈占土地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也花钱圈占了不少土地,但他们不擅长种地,他们圈地就是为了养马。
最初几年,军队战马都很紧缺,所以养马的行情非常好。他们中数十人发了一大笔财,逐渐退出了李慢侯的体制,跑去北方,最后跑去草原上圈占草场。富饶的河套,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因为其中不少人竟然就是出身河套的契丹部族。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十几个规模巨大的马场,每一座都有三五十万亩草场,放养了数百万头牲口。其中战马就高达一百万匹,占了整个东藩势力范围内战马资源的一半。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滦河流域、潢河流域等相比河套稍差一些,但面积更加广大的草原上。参与经营者,一半是这些契丹人甚至个别草原人出身的牧民经营,一半是花马刘这样的汉人牧场主经营。花马刘他们的优势是资本实力强劲,能圈占更广袤的草原,然后雇佣草原上的牧民,甚至雇佣整个小部落为他们放牧。像花马刘一个人,就圈占了三百多万亩草场;田氏兄弟为了养马,也来这里圈占了一百多万亩土地;还有一些大农场主出身的农业资本,看到放牧有利可图,关内又已经找不到适合的耕地,索性跑去关外圈占牧场。
契丹人跟汉人都经营畜牧业,可经营方式又有所不同。契丹人侧重放牧,就是纯粹的放牧牛羊马匹,汉人资本家往往更加灵活一些。他们放养的耕牛比战马更多,耕牛可以吃肉,可以耕地。他们往往在自己的草场上,还兼营农业,只要水利条件合适,他们会开辟一些小块土地,种植农作物,在草原上,粮食比肉食更有价值,蔬菜又比粮食更有利润。理论上来讲,这种灵活的多种经营,肯定会更适应市场,利润会更丰厚一些。
迟早他们会兼并契丹人的游牧式草场,但实际上双方目前是分庭抗礼的。因为契丹牧场主有独到的优势,他们驯养的战马,几乎垄断了军队供应,因为他们养出来的战马,就是比汉人牧场主更好,哪怕这些汉人资本家也是雇佣草原人放养。这可能就是权利分配的商业效应了,契丹人为军队提供最好的战马,不是他们爱东藩军,他们是为自己放牧,为自己赚钱的。汉人资本家雇佣草原人,这是雇佣关系,草原人照料牲口不需要全心全意,因为他们无法从好处中分享利润。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矿山上,李慢侯在矿业上引入的现代管理经验更多,因为宋朝人留给他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好。为了鼓励开矿,他是引入了发现者优先的原则,谁先发现矿藏谁就有权力率先开发。只需要按照矿业管理,给东藩府纳税即可。只在一些以前就存在,废弃后的矿山上,才采用拍卖原则,价高者得。
矿业、农业、牧业,都已经拥有很高的资本化,当然跟现代资本经营模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很多大地主还是引入了传统模式,不是亲自管理,而是出租给佃户。但佃户却跟江南的佃户不同,北方还有一种资本化佃户。有的佃户是租种成千上万亩土地,他们中一些人原来并不是土豪,就是因为善于种地,从承包中也能赚到足够多的钱。这些人就是过去农村中称呼的庄稼把式,可这些老把式们,以前在村里最多得到一点称赞,如今他们的经验和耐心,却能得到充足的回报。老实本分的,就带着自己家人租种个几百亩、上千亩土地,种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出售,给地主交租之后,生活还能过的不错。一些头脑灵活的,干脆租地后,还雇人耕种,转化成了农业管理者。虽然不是土地所有者,但依然能赚取利润,甚至比地主的收入还高。
因此跟现代资本化农牧业不太相同,可依然是资本式的,紧追市场动向,而不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协作化程度非常高,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商品,而不是自留的粮食。
劣势就是,资本社会很难束缚住人,根本无法让大量农民固定在他们的土地上。除了在边地安置怨军、刘豫降兵这样的人口外,东藩府从不利用土地吸引人口。这导致除了回迁的北人之外,吸引不到什么农业人口。
没有人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害处,就是兵源紧缺。东藩军越来越依赖边地部族,从商业越来越繁荣的山东很难吸引到愿意当兵的人口。大量老兵不断退役,李慢侯原本希望他们能将军事文化带回他们的屯堡,可实际上他们大多甚至连原来的屯堡都没回,带着从军数年来积聚的财富跑去城市里谋生了。
而军事文化在边地反而比较成熟,河套地区的刘豫降兵、八部怨军,他们的子弟从军的意愿就很高。跟东藩势力合作的白鞑靼人等部落,也愿意提供兵源。如今这些边地人口已经占据了十万东藩军中的两万,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古往今来,都有这些贫穷,但军事化的边地族群叛乱,最后带来大乱的故事。
汉代的属国突骑、唐代的契丹部落,都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汉末有曹操北征乌桓,唐朝有武则天镇压契丹叛乱。古罗马雇佣的蛮族雇佣兵,喀喇汗国雇佣的契丹人、葛逻禄人,都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灭亡。
这就是商业社会最大的弊端。很多人误以为西方人后来的强大,是资本主义激发了人性中的勇武。事实更好相反,资本主义的英国一战之前都是靠雇佣兵作战;德国的容克军官直到一战中人力枯竭的时候,才勉强征召城市兵入伍,因为军事文化和军事力量,一直到信息化革命之前,都依附在农业社会里。
瑞士雇佣兵打遍欧洲,就是因为这些农业山民,有大量农闲时间训练步兵方阵;而城市里的全日制劳作,虽然效率更高,价值更大,专业化更强,却没有大量闲暇时间进行低成本训练,让每个人都去训练,耽误工作,这成本十分巨大。所以哪怕是美帝这样的超级强国,也实行募兵制,从各个种族中招募军队。只有以色列、韩国这样的小国,人力资本紧缺的情况下,才选择义务兵役制。
资本化,必然催生出雇佣兵制,可雇佣兵的忠诚,却始终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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