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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前汉，东汉的诸侯王老实得多，截止到汉灵帝时，诸王犯法被治罪的共有二十三人，大多在明、章、和、安帝时，桓帝时两个，灵帝时只有一个，即渤海王刘悝，还是因被诬告而获罪的。其余获罪的诸侯王里也有是被诬告的，加上刘悝，共有四人。
前汉的诸侯王多有诬告朝臣，致使朝臣获罪身死的，而东汉却变成了诸侯王被诬告获罪，强弱之势互易。较之前汉，东汉之诸侯王已无有权威，如笼中之鸟。
东汉诸侯王地位的低下还表现在他们犬马自娱和对国中吏员敬畏的态度上。
明帝时，北海王刘睦遣国中的中大夫入觐，中大夫欲称其贤，他叹道：“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为避免引起朝中猜忌，不敢称贤。
王国的傅、相、中尉有监诸侯王之责，而当他们触法犯罪时，诸侯王亦有劾奏之权，但东汉的诸侯王却至有不敢举奏者，如清河国傅贪赃枉法，清河王刘庆便不敢举奏，天子责之，其答曰：“以师傅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从事听，不甚有所纠察。”
傅、相之权完全凌驾於诸侯王之上。
东汉诸侯王犯法的少也与社会风气有关。前汉风气激进轻狂，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民风剽悍好斗，然至前汉晚期，随着儒学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之风尚亦趋向於深沉谨厚。因此之故，东汉之诸侯王多谦良恭孝，不少人经学文雅，在国谨节，如东平宪王刘苍，唐时李世民问魏征诸皇子谁贤，魏征答是吴王，说他可与汉的河间、东平两王相比。河间献王刘德是前汉的诸侯王，景帝第三子，有雅材，推崇儒术，乃至形成了一个河间学派。
总的来说，东汉诸侯王的地位远不及前汉早中期的诸王。袁宏说：“诸侯禁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於罪败，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
两汉之世，诸侯王从骄纵到守臣节，这与中央的政策密切有关。
前汉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为稳固政权，大封宗室为王，欲以之为藩辅，拱护京都，宗室由是蓬勃展。文帝后，宗室势大，与中央抗衡，於是朝廷又开始大力限制宗室，经七国之乱，又经武帝整治，宗室遂转衰微，到西汉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无强藩”，“中外殚危，本末俱弱”，使得王莽“无所忌惮”，於是篡汉。
东汉初年，光武皇帝鉴於王莽篡汉的教训，曾一度放松对宗室的限制，但东汉初与西汉初不同，客观形势不需要光武皇帝像高祖那样靠利用宗室来巩固政权，所以不久后，光武便在西汉基础上继续致力於限制宗室的各项政策，“诸侯禁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於罪败，同姓挫於庶民”。对宗室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宗室忧惧获罪，所以谨小慎微，在朝廷的支持下，国中的吏员严苛地监督宗室，从某些方面来说上宗室还不如庶民。
不过，中央对宗室倒也不是一味的限制，宗室衰微了，中央不必再担忧地方反乱，可是没有了宗室为羽翼，自就会有别的人起来擅权乱政，乃至举旗造反，“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故此，为了汉室江山，当朝政不稳的时候，中央也会利用宗室。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势大，交替执政，大权旁落，遂从桓帝起又开始重用宗室，刘淑因得以跻身天下名士的领袖“三君”之列，与窦武、陈蕃齐名。汉末灵帝时，天下大乱，宗室越得到重用，刘虞、刘焉、刘岱、刘表、刘璋、刘繇、刘备等遂或被拜为公卿，或登州牧、刺史之位。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余，而从延熹四年起，每当公卿缺员，皇帝常欲用宗室，从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二十三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至少十一例，又从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六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达十七例。
宗室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太过低下本就不满，在朝廷改变旧例、重用宗室后，他们也积极地给以配合，参与到政治中去，灵帝建宁元年，窦武谋诛宦官，宗室参与者有六人，汉末的诸刘就更不必说了，或参与讨董，攻击不臣，或以复兴汉室为己任。
终两汉之世，中央对宗室的态度可概括为：限制与利用，从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政局稳定时就限制，不稳定时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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