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事情正如他所料，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待了。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周嘉谟、刘一璟、韩爌这拨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
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长住。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
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屁放，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
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
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
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
“你的姑母（指郑贵妃）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
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儿扛不住了。
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
“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
最狠的，是最后一句：“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
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
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作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至此，曾经叱咤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尽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杨涟上疏，痛斥皇帝。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蹩脚庸医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所以这封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儿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儿，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儿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至死不休。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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