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羊平，位于榆林道腹地，属夏州治下，去州城约百二十里，处沙漠边缘，以沙滩梁地为主，辅以周遭大量的水泊，因而成为了党项族一大聚居地。
而以黄羊平为中心的党项部族，乃是野利部，这是党项大部。溯党项之源，在过去几百年间，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内迁，先是吐蕃崛起，迫于唐蕃相争，徙至秦陇一带，后是安史之乱，吐蕃入据秦陇，再度东移，长居夏绥灵庆延，待唐末，随着拓跋李氏的崛起，彻底成为西北一方豪强藩镇。
在党项人的变迁之中，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联盟，居庆州陇山之东以拓跋部为主的“东山部”，居灵、盐、庆州地区的“平夏部”，还有便是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
当然，随着大汉的崛起，汉军汉民的强势回归，原本的世界线被彻底打乱，党项人崛起的进程也被彻底打断，如今的党项部族，被朝廷拆分得支离破碎，上层权贵被严厉打压控制，下层部民也被分散迁置，二十年间，足有不下十万的党项人，被外迁安置在山阳、燕山、安东乃至他们的源地。
然而，这些动作，终究只是治标，未达根本，夏绥地区的党项人，依旧以大小部落聚居的形式存在，上层首领酋长的影响虽然被尽力消除，但仍旧残留有巨大影响。
而随着朝廷越发严厉的民族政策，民族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党项人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至开宝二十一年，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朝廷或者说刘皇帝的初衷还是好的，想要实现对党项人的同化吸收，彻底解决西北党项问题，维护政权稳定。政策上的强制与严厉，或许带有刘皇帝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不强硬，根本无法推行。
只不过，很多政策出现问题，往往就在执行层面，榆林道这边，也是如此。想要实现民族同化的目标，最好是要做到文化消灭与建立新的文化认同，中枢也降下指令，让榆林地方官府在党项人中推行汉字、汉话、汉服、汉礼。
然而，想法是好的，只是有些现实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要切实推行朝廷制定的那些政策，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这些都是地方官府所稀缺的，即便朝廷有些政策的优惠以及相应财款的调拨，但针对几十万党项人，仍显杯水车薪。
再就是，地方上的官员，也有畏难情绪，更有懒政心理，还不乏贪污腐败，这同样給执行层面增加了阻碍与难度。
不过，朝廷权威正盛的当下，对于来自京师的政策方针，也不敢公然违背，因此，做则做矣，做不做得到便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朝廷的那些政策，地方官府也是有选择地推进执行，硬的一方面，是简单粗暴，照章办事，软的一方面，则怠慢其事，甚至刻意忽略。
比如对其首领权贵的打压，官府很卖力，因为能在那些党项首领身上挖出财富，获取利益。比如对其部族的打乱外迁，同样执行得很到位，不服从的出兵镇压即可，外迁出境后，就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而没有外迁的党项人，也根据朝廷的要求，进行了拆分重组，但也只是进行一些不得人心的人员变动，对其聚居形式、生活习俗并没有什么改变。
初期，不得不尽力，还有监督，具备一定的约束力，到后面，除了重要城邑周边，其余广地区，其改化革新、移风易俗，基本就处于放任状态。
至于建立学校，教习党项儿童汉字汉话，也只是在城镇以内，像遣专人到党项人聚居点教学，同样也只有零星几个点，装装样子，应付检查罢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观原因是地方官僚们执行迟误推诿，客观原因，则是地方上缺少读书人，即便有，没有人愿意到党项聚落中去燃烧自己，贡献学问。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到开宝二十一年，朝廷过去制定的多项民族同化政策，在执行不到十年之后，就基本宣布失败了，尤其在榆林地区，更是流于形式，只剩一个空架子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比如燕山北道的奚族，比如已然安分下来的境内契丹人，驯化很顺利，这还是得益于辽国时期中原文化的成功北侵。
榆林地区，自然有其特殊性，地域的特殊，以及民族的特殊。造成如今糜烂的局面，决策层有责任，执行层也要背大锅，当然，党项人的难驯与排外也是关键因素。
而从榆林地方官僚们那迟钝的表现也可以反应出一些问题，他们对朝廷的那些政策，实则也不是很接受。
大概就是觉得太折腾，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对于这些内附胡族，既有先例可循，行羁縻政策，分而治之即可，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徒惹是非。
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实在是不得人心。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他们要的就是安定，任上不出乱子即可，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他们是来做官的，不是来坐火炉子的。
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出了乱子，都不得幸免，何况其他外臣。
不过，官僚们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乱子，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为此，一些当地官员，甚至不惜捂盖子，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大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也有尽心王事，积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
形形色色，乱象纷呈，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当地的形势，已然十分糜烂，党项人怨声载道，矛盾不断激化，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
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地方的官僚，徙边的汉民豪强，也是矛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心混乱思变。
对于地方上的情况，朝廷不是一无所觉，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还是武德司的奏报，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毕竟隔得远，不论是留皇帝，还是政事堂的宰臣，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思及乾祐时代，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大叛乱都有，榆林道所谓的不稳，又能严重到哪里去？
直到去年，随着黑汗使团案的爆发，鸣沙匪的现形，对于西北治安乱象，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收获虽丰，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并没有根治。
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
毫无疑问，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当然，这颗火苗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甚至显得脆弱，毕竟，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哪怕满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正面对抗朝廷。
但同样的，蠢蠢欲动之势，也不可避免，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远遁戈壁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
比如野利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甚至，都不需要什么证据，完全可以断定，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
因而，在过去的半年中，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让野利部众，相互举报，报则有赏，同时，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戒严排查，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有了中枢背书，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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