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怕冷，夏季怕热，这两年，刘皇帝对于冷热是越发敏感了，而每至酷暑寒冬，对他而言都是一种煎熬。这不，又是一年盛夏至，刘皇帝几乎逃离一般撤出皇宫，到琼林苑避暑，虽然宫内有藏冰，但冰块那东西，用得多了，也感觉不适，对身体不好。
说实话，琼林苑并不是避暑的上家场所，不过环境优美，金明池也能带来一定凉爽的感觉，再加上侍扇的宫人，也能满足刘皇帝的需求。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同样的，上有所恶，下边人也不缺积极进言提出解决办法的人。刘皇帝畏寒惧热的习惯，已经不是什么隐秘了。
前不久，右谏议大夫高锡就上表刘皇帝，说陛下为国家操劳，为百姓谋福，十数年如一日，乃有今日江山一统，帝国之盛，黎民安康，然而却长受寒暑之苦，作为臣子，他都看不下去了。因此，高锡建议刘皇帝，召集建筑精英，征召能工巧匠，修筑一座冬暖夏凉的离宫，以作冬夏之用，如此摆脱了寒暑之苦，也可让陛下更好地治理天下......
对于这道奏章，刘皇帝是呵呵一笑，真的是一番“直言极谏”，体贴入微，为君父考虑分忧。刘皇帝是真的觉得，自己这个皇帝能够抵挡住那么多的诱惑，实在是不容易，放眼天下，任何事物唾手可得，整个帝国都可以任自己畅游，天下人都可专门为自己服务，还不时会有人跳出来，提醒自己，诱惑自己......
自律，大概是刘皇帝最重要的一项品质了。而高锡的这道奏表，却让他想到了一人，尚且东京的金丝笼里苟活着的孟昶。
当年，孟昶也是怕热忌寒，因此，大发民财力，极尽奢华地在摩诃池上修筑了一座水晶宫，以供他同花蕊夫人享用。
结果呢，国家亡了，他投降了，水晶宫被掠夺一空，一应珍奇装饰被拆送东京，而艳名远播的花蕊夫人也成了刘皇帝的榻上玩物......
不得不说这高锡倒霉，过去也有进谏皇帝修行宫，修别馆，扩皇城的，虽然刘承祐都拒绝了，但也没有其他表示。
然而，这一次，让刘皇帝联想到了孟昶这亡国之君，那后果就有些严重了。因为刘承祐觉得，这是媚上馋幸之徒，很可能是奸臣，然后就授意皇城司张德钧去查一查这谏议大夫。
不管刘皇帝在吏治上下了多少功夫，如何严格标准要求他的臣工，又如何标榜廉治，但现实就是，大汉的官吏是怕调查的。
不查自无事，一查准有事，更何况还是在皇帝亲自关照，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没事都能查出事来。而张德钧可谓深谙其中道理，倒不需要他故意去罗织罪名，那高锡屁股底下本就不干净，查出的受贿行为，最早竟然追溯到乾祐五年......
人证、物证齐全，案情清晰，处置也很快下达，夺职、抄家、流放。这已经是刘皇帝手下留情的结果了，至少，没有将之剥皮实草点天灯。
或许高锡到死都不会想到，自己只是效仿其他人，给皇帝上奏一道讨好的奏章，竟招致如此不测之祸。原因说起来，也是挺令人惊奇的，只是刘皇帝联想到了不好的地方。
不过，如果高锡立身正直，大概率也不会有其下场。再与其他同僚相比，又不得不叹其运气不好。
而刘皇帝通过此事，也有另外一番感慨。哪怕他已经不断用言行来约束自己，克制自己，并劝诫臣下，但似乎总有人前赴后继地，逢迎他，取悦他，魅惑他......
他就像一座坚固的堤防，但总有人如潮水一般，持之以恒地想要腐蚀他，冲垮他，然后奔向那自由广阔的天地，然后祸及天下。
刘皇帝的被迫害妄想心理，似乎越发严重了。
在刘皇帝于琼林苑避暑的这段时间内，大汉朝廷内部，也是风波不止，舆情汹涌，其中缘由，还在于河西的战事。
到四月下旬，随着甘肃二州的陆续收复，河西的战事也就基本告一段段落了，而来自河西的战报以及诸类消息也陆续传回东京。
按照以往的情况，捷报东传，官军大胜，收复河西，这样的功业，当时满朝欣喜，道贺皇帝。而朝廷也该，对于新纳入朝廷体系的河西诸州进行善后工作，并商讨对有功将士的封赏事宜了。
此番一样，只不过在落实这些事项的过程中，朝中突兀地生出了一些异声。总体而言，此番收复河西，从发兵开始算起，到诸城尽复，回鹘投降，前后也就一个月出头，可谓迅疾了。
然而，很多朝臣都有非议，关键还在于西进的过程。比如，柴荣的屯集兵马，聚众不进，徒费钱粮，耽误农时，就有人提出疑义，既然能够如此迅捷地扑灭回鹘，那前面的行为，又作何解释？
还是与六谷土豪以及诸羌酋长，过往甚密，有收买人心之嫌疑；军中多故旧，唯其马首是瞻，大将皆俯首听命；调兵遣将，轻敌急进，竟陷将士于危地，死伤惨重......
很多讨论上表，明显变了味，不像是在褒奖，更像一种问责，并且，似乎在针对英国公柴荣。还有更为人所指谪的，就是王彦升与郭进杀俘的事情，已经后续在删丹城的劫掠与杀戮，谈及这些，可让一干臣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将帅们的残暴大加诘难。
在这种舆情之下，原本开疆拓土地的喜事，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经历了血战的西进将士们的功劳，在这种非议之下，也黯淡了许多。
这种舆论是不正常的，有些意见也是可笑的，然而却确确实实地在东京朝堂间发生了。客观得来讲，对于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来说，有些不公平，魏仁溥虽然也不喜屠杀，尤其是杀俘这种有伤天和的行为，但还是表现出了首相的担当，为将帅们辩解，和谐舆论。
枢密使李处耘则大表愤慨，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官员加以鄙视与谴责。而出身武将的荣国公赵匡胤，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就一个看客，在贵宾席上，默默地看戏。
这场舆论的背后，当然有人在推动，而推动的人地位还很高，国舅、刑部尚书李业。显然，哪怕十多年过去了，李国舅爱搞事的性格仍旧没有改变，目的也很简单，立威。
说起李国舅，这是个有大志，功业心重的人，但是，哪怕在地方上历练了十多年，颇有政绩，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当他被皇帝调回中枢任职高官之时，仍旧有不少人看不上他，觉得他是靠着太后的关系，才有如今地位。
因此，回朝之后，意气风发，打算施展奇才，辅佐圣君，再创大业的李业，明显感觉到旁人对他的小觑。
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李业而言，是很难受的事情，在刑部尚书的位置上，他也干得不错，然而，想要施展，却要有足够的权威。
去岁户部侍郎扈蒙的案子，也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其人从云端的高官打落凡尘。此番，西征之事，让他发觉了可钻的空子，也就果断利用上了。
连英国公柴氏他李业都敢针对，都敢搞，可以想见，不管最后成还是不成，谁又敢再小瞧他李国舅？
朝中的有些变化，刘皇帝是洞若观火的，与乾祐时期相比，开宝年虽然才开了个头，但方方面面都复杂了许多。
很多乾祐年间不存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一一暴露出来。就像天下百姓，在天下从分裂转向统一的过程中，需要调整适应，刘皇帝的统治从乾祐进入开宝，也将面对新的挑战。
如今，就冒出个苗头，党争！这一回，是功臣与外戚之间的冲突，认真地来讲，以柴郭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来讲，柴荣也属于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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