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败退台湾。林木的爷爷林谦不愿跟随乱军前往孤岛，只得来到泰国。他的好友时任国民党监察委员的李梦彪迫不得已只能带着家眷逃到台湾，安家在桃园一带。他气愤于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上书弹劾西北军政长官胡宗南，文章骨骼怪异，时人一时称奇。全文如下：本院前以积弊不除，难期振作，曾向政府提出纠正。旋据行政院三月九日咨覆，内开，监察院之纠正案，切中时弊，应由院及有关部会首长，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等语。似乎政府整顿纪纲，已有决议。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之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帐可查）。三十七年冬夏，两度征调民工，环绕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宽深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地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亦且为国家之柱石。不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竟放弃西安而去。使其放弃之动因，果受优越之匪势所压迫，而作有计划之退，犹可言也。乃为匪谍李茂堂所中，虚声恐吓，不曰匪军六十万渡河而西，即曰三十万人已抵泾河北岸。胡宗南不察虚实，遽作走计。地方人士公推代表，请其勿信谣言，轻弃重地，陝西之人非尽聋瞽，如此匪势，岂无闻见，坚不采纳。五月十八日天甫黎明，乘机离去省垣。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匪方政工人员始至。匪兵到者不满千人，直至六月初旬，一股窜入，匪焰始张。然使胡宗南当时识破匪情，立行反攻，犹可扑灭，或联合青宁陇东各军，同心协力，比肩作战，亦足以遏止凶锋。乃胡宗南虽应青宁军团之约，共取关中，迨青宁军锋已抵咸阳城下，连电催促，胡部行至盩鄠一带，按兵不前，以致青海骑兵，丧身于渭河者，达一团之众，此军既败，而关中区域，遂全部沦陷矣。兰州围急，马步芳部队浴血苦战，日夕呼援，迄不一应，兰州既陷，宁青继之。是西北之丧失，虽非胡宗南一人之罪，而胡宗南实负最大之责任。政府不加罪责，複畀以川陝边区，使胡宗南感激奋发，于此时重新布置，南倚巴山，北据秦岭，扼兹山岳地带，尚可以作巴蜀之屏藩。但匪兵之进扰乃在陕南，既不为长久固守之策，又不为从容撤退之谋，一闻匪至，又弃陝南而去。据目睹者言，仓皇凌乱之情形，其非预有计划可知。陝南既失，政府又委以西南军事任务，且以最后基地之西昌畀之。拨军机二十架归其控制，责任何等重大。四川情形固甚複杂，然胡宗南月向四川索三十五万人军粮，则其势尚不为弱，使胡宗南善于应用，早为布置，何至一败涂地。乃当将士舍命疆场，前僕后继，军情正万分紧急之际，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成都飞往三亚。主帅既去，各军因之解体，或死敌，或溃散，或投匪，或被俘，或引部而打游击，十馀年所养之大军，一朝俱尽。胡部覆没，川军继之崩溃，于十二月三十日侵入成都，四川大局，遂不可为矣。胡宗南到西昌后，其所措置，尤为乖方。师长田中田不甘随赵子立降匪，率其所部，转战千里，由川东而至松潘，伤亡虽仅存数百人，而意志益坚，战斗益力。其后会合胡部由川西退下之陶庆林、任显峰、张天霞等团总，约三千馀人，率之进攻，于三月五日收複康定、泸定，并进驻二郎山等处，以为恢複天全、雅安之计。中央曾有电嘉勉。胡宗南乃于此时，置田中田于不理，又不以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之陶庆林升师长，而以最弱之张天霞充任，以致陶庆林将兵撤退，匪趁虚而入康定，遂于三月二十五日複陷于匪。又川康一带志士纷起游击，以子弹缺乏，向胡宗南请求补助，胡宗南不予立时延见，即见亦不三四言，便向其要计划，以为准驳。虽以富有号召力量之羊仁安，亦仅给枪十枝，其它可知。迨其去时，始下手令，发给枪枝，皆不及具领，为匪所得。游击队首领唐式遵，羊仁安诸人，以缺乏武器，兵败身歼，而政府所希望最后一线之大陆，至是丧失无馀，其贻误军国之罪，岂属寻常？或谓胡宗南派别观念最深，凡非己之嫡派，皆在不信任之列，何况地方人民所组织之游击队，又心所不喜，纵能力战，不为补充。其调遣部队，任意分化，致使军师旅长，无法直接指挥。又谓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固胡宗南飞三亚后，盛文坐镇成都，乃其司令部竟有开会商议集体投降之事。又谓胡宗南所部号称四十五万人，实不及半，空运西昌，仅只两营，犹月向政府所十万人军饷。又谓胡宗南飞出西昌之日，下午二时，召集地方士绅，声言决与城共存亡，乃于六时而去。凡此种种，胡宗南犹可借口，无可查考，以自规免，而不知其不能逃责者，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军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它。前齐晋之战，平阿馀子亡戟得矛，犹以为耻，反而战死；荆吴之争，子曩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今胡宗南戟已亡矣，并未得矛，身已遁矣，师则覆没，既不能死绥已成仁，又不闻泥首以请罪，政府对之亦不闻有若何处分，是则令人不解。吾人固不愿拘古义以绳人，亦不愿作过份之苛责。念自东北失败以来，除张灵甫、黄百韬、李仲莘诸人自杀，太原将吏集体殉职而外，其它失守之官，偾军之将，并未闻一人有引咎之言，甚且以挫败之由，诿为奉令所致，亦不闻政府有惩罚之令，即有惩罚，不过撤职查办四字。以致丧师失地，覆辙相寻，大陆沦亡，实由于此。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馀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非惟有以谢国家，且使废弛之纪纲，由我而立，政府之威信，由我而尊，天下之人，孰不以胡宗南为知耻明义，乃竟不闻其有此也。政无纪纲，国无与立，诚如行政院谘覆所云。而整纲饬纪，非徒空言，要在功罪分明，赏罚平允。赏不为一人而私，罚不为一人而宽，然后赏罚行而人知激励。其在今日，关系犹巨，纪纲一立，军威丕振，大陆之複，可立而待。政府不予处分，岂以其飞出西昌，系有政府命令欤？而不知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将以全军覆没为无罪欤？何以激励军心，振作士气。将以为人才而欲保全欤？人才固宜保全，纪纲尤须尊重。政府不欲反攻大陆，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是否有当，静候公决。提案人李梦彪等四十六人附.立法委员江一平等一百零八人陈情书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陝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髒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丧名城，川滇将领，複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氏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赴成渝之急，明知大军转进山区，不易争取时效，但以抢救政府，护卫总裁均为大义所在，不敢不投箸而兴。此一时期，胡氏因爱护政府，效忠领袖，放弃成谋，移师入蜀，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已郭汾阳、浑碱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溯自东北沦，平津告急，公卿将帅，相率言和，贪懦之徒，更多变节，以致人民惶惑，战士躇蹰，傅作义之卸甲，即其时也。迨华中不守，湘赣随之，政府再迁，川滇迭变，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至胡氏内抚戎行，外应强敌，忠贞之志，百折不挠。所部备曆艰危，辗转奋斗，军师团长伤亡至数十员，迄今参加游击者尚有参谋长罗列等多人，是其忠诚感召，故能众志同心，劲草疾风，时穷节见，虽无显绩之呈，已收默化之效，其崇尚武德，发扬军魂，求之当今，洵为硕果。
李梦彪除了将此文邮寄给台北监察部门外，还给当时自陕西背井离乡来台的一众三秦子弟油印了多份，林谦就收到过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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