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咏将户籍名册递还给郭鸿，感慨说：“没想到偌大的五原郡，数万顷良田，竟然只有这么点百姓生活，属实浪费了土地。”
郭鸿叹息道：“都是鲜卑崛起惹的祸，他们每年都要寇边，劫掠百姓，百姓只要有其他出路，都不会选择在五原郡生活。”
吴咏点头同意，“确实,能生活在这里的百姓都是在拿性命做赌注。”
接着，他思索片刻，再次问道：“我若是接手这曼柏县附近的十万亩荒田，郭太守可否派遣一些郡吏帮忙维护曼柏县安稳。”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如今留在曼柏县的人，可谓都是有犯罪前科的，他们若是闹腾起来，倒霉的肯定是吴咏。
要知道他可是打算招募流民屯田，并将他们训练成能抵抗鲜卑人的勇士。前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他可不想因为曼柏县这些人,所有的辛苦努力都白费。
“这个嘛……”郭鸿闻言，表情顿时凝重。
其实他自己也苦恼，实在是五原郡的百姓太少了，他在九原的郡守府，所有官吏加一起也不过数十人。若是再派来一行人来曼柏县，他上那里再找一些吏员。
吴咏见他犹豫不定，于是宽慰道。“郭太守且放宽心，等曼柏城一切安稳后，某自当将人送回去，多则一年，少则几月即可。”
“那好吧！”郭鸿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吴咏大喜,有郡吏出面，他相信屯戍在死罪囚犯，不敢过于放
肆。
其实吴咏虽然防备这些人，但对于他们也是报以同情。
这个时代的百姓是极其不愿当兵的，尤其是这种戍边的营兵，随时都有成为炮灰的可能。
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早在秦汉时期，良民群体就开始对士兵没有好感，就已经形成“好男不当兵”、轻视鄙视军人的观念。
先秦战国之前，兵源的主体是世袭的贵族士群体，春秋诸国上至宰臣，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是踊跃入伍，因为当兵不是下贱的事，士人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才是莫大的羞耻，所谓“士兵”就是和士有关。
可以说最初的士兵都是贵族阶级，从小就接受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士，就是文武兼备者。
即便是专门搞文教工作的孔子也通晓武事，是个能举国门之关的善射高手；上至周天子、诸侯国君、宰臣等等，都能上阵作战。
《左传》中记载的战事，在今人看来，战术幼稚、甚至挺傻的，但那时候士兵的军心旺盛是毫无问题，说他们是战争，不如说是竞技游戏更准确，杀戮和残酷性远不及后世，更多是被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做支配，去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
由于当时的士兵主体都是士，所以一般情况下，平民工商阶层是不当兵的，齐国在管夷吾变法后，才让农民有了当兵的责任，但也不是全体农民去当兵，而
是选择其中最优秀者。
也就是说，当时农民要想去当兵，你个人得足够优秀，或者有特殊的才能，才有资格去当兵。可以说，在春秋及之前，就是以当兵为荣的时代。
这种以当士兵为荣的情况，在进入战国后就产生变化，产生变化的原因就是战争的酷烈加剧，死亡率大大地提高。
如果说春秋战争讲究繁文缛节，并不以杀伤、乃至灭国为目的，那战国战争就是无所谓黑猫白猫、能消灭对方就是好猫，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斩杀，对待俘虏和降卒往往是大批量的坑杀，以求达到削弱敌人战斗力的目的。
死亡率提高，首先带来的就是兵源的严重不足，为了征兵，各国都想方设法鼓励男人去当兵，甚至用残酷的刑罚去恐吓、逼迫，无所谓你是士农工商，西方的秦国更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这样的军事规模下，战争只会越发惨烈。
随着士群体的大批量减少，士群体文武兼备的教育制度也遭到破裂，从战国时期开始就分裂成文、武两块。
像苏秦、张仪之流就是新文人代表，只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读书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君主那里谋求富贵，他们没有多少军事知识，个人也没有什么自卫的技能，就是后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人鼻祖。
像聂政、荆轲之流，则是新武人代表，他们虽然学习了旧贵族的武艺和外表的侠义精神，但并没
有旧贵族具备的文化知识，更没有维持国际均势局面的理想，他们没有太高的追求，谁出价高就为谁尽力，谁赏识就为谁卖命，无所谓是非对错。
这些由士群体分裂出来的文武群体，又有几个愿意去当士兵为了荣誉、为了国家而战呢？
何况，那时候列国拼命的战争也不是什么荣誉之战，如果说春秋时代当兵是荣耀，那在斩首和坑杀为常事的战国晚期，民众自然是谈兵色变，对入伍产生抗拒心理。
由于兵源不足，当然也是众多良家子弟不愿意当兵为主因，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就“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
逋亡人是流民，赘婿和贾人都是社会公认的贫困、无赖和卑贱之人，总之，这些群体都是下流人物，和良家子弟相比就不是正经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贵族群体不服兵役了，罪犯、贫困卑贱者、无赖、盗匪、流民应征入伍成为常态，兵匪不分，也逐渐成为民众对士兵的固有印象，良家子自然以当兵为耻。
比如，秦末的反秦主力就多是这样的乌合之众，陈胜的队伍是遣发戍守渔阳的人，彭越的队伍是流民和恶少年，黥布是强盗头子，基本都是流氓集团。
汉朝长期同匈奴交战，汉武帝后期出现了天下“户口减半”的状态。此时内地虽有瘟疫，却不会造成那么多人死亡，主要是兵役、劳役太重使许多人逃入深山
或投奔大户为奴而不向官府报户籍。
征兵的困难，再加上步兵对付匈奴的作用远比不上骑兵，汉武帝后期便减少对农民的征兵而大力实行募兵制。起初，汉军招募边疆精于骑射的胡人，部队中还有了不少归附的匈奴人，如匈奴王子金日蝉还当上汉朝重臣。后来汉军在本族中也招募奴隶、流民，还将犯罪而持许免罪（弛刑）人补充到军队中。
那位历史地位与“秦皇”并列的“汉武”，在古代军事改革中又迈出重要一步，就是开创了使兵农分离的募兵制。应募从军之人除边塞士兵外，其他多属被赦囚徒、流民、恶少、“降胡”，先秦时期良民当兵的传统就此结束，士兵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大为降低。
汉武帝在位时期发动对外战争大小25次，最少有6次是一部分或者全部用囚徒、流民、恶少年或者外族人；只有3次清楚讲明是用正常军队；其他16次用兵则无从可知。
而他所重用的将军也多是来历不明者，比如倡家子、私生子、强盗之类，虽然这可以说明皇帝爱才不计较臣子的出身，但更说明了当时出身良家的将才的缺乏，以及尚武风气的衰落。士兵对良民的轻视、良民对士兵的鄙视，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
对士兵来说，我们是皇帝豢养的爪牙，替皇帝卖命的，干的是保家卫国的工作，你们这些既不愿意当兵卫国、又不能
自卫家园的良民有啥资格鄙视我们？我们还看不起你们呢！
在良民眼中，当兵的就没几个是正经人，都不是什么清白的好人，他们当兵之前都是什么群体？流氓无赖而已，穿上一身军皮倒耀武扬威起来了，就算我们不能辱骂国家军人，但我们可以从言语上诋毁、从心理上轻视他们。
所以，虽然“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俗话不知道确切源起何时，但军民之间的对立、以及良民对军人鄙视的心理，则确切地是从汉朝开始的。
从汉朝以下，战国时期从士群体分裂出来的新文人和新武人，也逐渐形成两大群体，即士大夫群体和武人流氓群体。
太平盛世之时，士大夫操控天下，武人集团地位就低下，只能被士大夫利用；一旦天下大乱，对兵戎之事不了解、又不愿意当兵的士大夫群体，则迅速失去自主能力，又沦为武人集团的附庸。
但即便是有流氓、武人建立政权，最终还是要依靠士大夫集团治理天下，所以，武人的地位终究还是拼不过士大夫，士兵在不愿意忍受骄兵悍将之祸的士大夫眼中，仍然是卑贱可耻的。
尤其是汉武帝的军事改革扩大了兵源，使常备军进一步职业化，也产生了长远消极影响。西汉之后，统治者多视伍卒如犬羊，士兵则视官长如仇雔，官兵对立和军民对立成为千年痼疾。
在这种大环境下，良民出身的
人们又怎么会甘愿去当待遇低下、境况不好的士兵呢？
所以，百姓为了逃避当兵，自残的、举家逃亡的比比皆是。
这样的人即使招募来，又如何会形成战斗力，因此在与胡人的对抗中，汉人往往处于下风，不少汉兵被杀害，这就导致百姓服兵役时更不愿意去戍边。
如此恶性循环，渐渐形成另一种风气，那就是将领想打赢仗，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嫡系士卒。打仗时先用炮灰消耗敌军，最后才是嫡系部队出击。
这又导致另一种现象，朝廷的征兵制度名存实亡，募兵制度盛行。
吴咏想到这里，心情也是十分沉重。
别看现在募兵制不为朝廷重视，但乱世往往为其所制。
如今各个世家豪族，他们庇护或者说窝藏了大量人口，乱世一旦来临，他们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二人谈妥，吴咏让郭鸿带他到曼柏县城中四处转转。
街道上十分空荡，偶尔有行人路过，也如行尸走肉般，脸上尽是麻木的神态。
接下来，在吴咏的要求下，一行人又来到废弃的度辽营地。
只是，虽然吴咏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当他看到只有零散的几名士兵在训练时，失望之情还是没有忍住表露了出来。
毕竟只是一个荒废的营地而已，虽然从表面看过去，本身的设置应该就不怎么样，只是那破败的栅栏，破旧的盔甲和兵器，脏兮兮仿佛几年没有清洗过的军旗
……
如果不是那些打着补丁的军帐和眼前的这些士兵，说这里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人居住吴咏也相信。
只是他们刚想往里面走，却被一位突然出现的少年拦住去路。
“你们是什么人？军营重地不得擅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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