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威他们举贤不避亲,任何一个公司其实初期发展的时候如果有可靠的亲戚家人的话,发展会非常快的,毕竟知根知底,只要你能够把制度把控好,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能够给公司员工带来超越他们以前的收入,大家就会牢牢的聚集在你的身边.
说起古时候“举贤不避亲”和“举贤不避仇”的故事，最为有名的应该就是关于祁奚举荐他的仇人解狐和他的儿子祁午了。祁奚又被称为祁黄羊，是春秋时期晋国人，晋悼公在位期间，祁奚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中军尉，祁奚在这个位置上作了六十年，辅保过四任晋王，为晋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祁奚的年纪越来越大，他有了告老还乡的念头，晋悼公听说后问他：“如果你回家了，那谁能够接任你的位置，来担任中军尉一职呢？” 祁奚听后对晋悼公说：“我走之后，解狐可以接任我的位置。” 晋悼公听了感觉非常诧异，他说：“解狐可是你的杀父仇人，你为什么会推荐他来接任你的位置呢？”
祁奚听了回答：“主公您问的是谁有才能可以接任我的位置，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据说解狐是祁县东冀里人，为人正直廉洁，性格耿直，虽然与祁奚有仇，但是两人的性格和本性还是比较相似的，所以祁奚举荐了解狐作为他的继任者。
可惜的是解狐的身体并不好，他先于祁奚去世了，在解狐死了之后，晋悼公又将祁奚找来问他：“你推荐的解狐去世了，现在中军尉的位置又空了下来，你还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祁奚听后对晋悼公说：“我想您推荐祁午，他能够出任中军尉的位置。”
晋悼公听后说道：“祁午可是你的儿子呀，你推荐他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祁奚回答道：“主公您问的是谁能够接任中军尉的位置，并没有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觉得他有能力出任这个职位就推荐给您，并没有考虑他是什么身份。”
晋悼公听取了祁奚的建议，任命祁午做了新一任的中军尉，祁午上任之后果然和之前的祁奚、解狐一样，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从此之后祁奚这一段“举贤不避亲”和“举贤不避仇”的故事开始被很多后人称赞。
同样的有着贞观之治成就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举贤不避嫌,甚至不避仇,很多统治者在任用封赏人才的时候，常常先考虑自己的族人，和自己相交好的亲近之人，而不是根据贤士的才能，以及作出的贡献。这样的统治者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因而也无法使自己的国家强大富强起来。
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仁主唐太宗“封赏不私亲”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能够得到诸多贤才能人的相助，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李世民平定天下称帝之后，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作为肱骨之臣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受到了重用，而他的这种做法却引起了许多旧部，尤其是本族弟子的不满。
被封为淮安王的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他对李世民说：
“我最先拥戴高祖，起兵关西响应，如今，连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文臣都位居我上，而且我是李氏家族的长辈，你的这种封赏怎能让我服气？”
李神通的话得到了那些不被重用的秦王府旧人的支持。对于这种情况，李世民对李神通说：
“叔父是至亲，我非常的尊重您。您虽然率先起兵响应义军，但您起兵是为了避患，而且在刘黑闼作战的时候，不战而逃，于国家并没有大的功绩。而如果没有房玄龄等人的辅佐，我也得不到天下。我不能因为您是我的叔父，就把您和开国重臣同功论赏。”
一席话说得李神通面红耳赤，闭口无言，众将也心悦诚服。对李世民的大公无私十分钦佩，从此断了凭借关系得到封赏的非分念头，而是尽力报效国家，以图加官进爵。
李世民为政之道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但做到了论功行赏不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而且还做到了不计较个人恩怨任用人才。
唐太宗时期有名的谏臣直臣魏征，原本是太子的部下，但太子不听从他的劝告，最终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李世民知道魏征是个人才，因而数次去拜访他，希望魏征能为国效力。
要知道，魏征曾经给太子出谋划策要除掉李世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敌人。然而李世民不计前嫌，重用魏征，成就了魏征忠臣的美名，也给自己带来了贤君的荣誉。
只有心底无私才能让天下人心服，只有胸怀宽广才能让天下人归附。俗话说：
“泰山不拒累石方成其高，江海不择溪流方成其大”。
作为一个统治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这样才能得天下之才为我所用。如果在选拨人才上，以关系亲疏为凭借，那么就会造成所赏非贤，所罚非暴的后果。
当做贤人的得不到勉励，而作恶的人也得不到阻止，社会上对贤才的追求就会减少，整个社会也就走向了混乱。因而，在举荐任用人才的时候，要能够做到“举公义辟私怨”。
在人才管理的艺术上，古代和现在是同样的道理，国家和企业是相似的情况，因而，在当代的企业管理中，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也应该做到“举公义、辟私怨”。
相传，黄帝年迈之时，感到年岁已高，需要有才干的部落首领继承者。但，胜任者一时难以选拔。于是，黄帝召集众臣，商定选人大计。
大臣:“以我来看，黄帝身边有二十五子，挑选一个德才兼备者即可！”
大臣:“黄帝功高齐天，选子接位，情通理顺。”
黄帝：“千秋大业，属于天下百姓，居万民之上，必德才兼优者。依我之见，要让所有合适人才公平竞争，不能循私舞弊，不然，功业将付之东流。”
仓颉：“大王，仓颉以为，可以下令，公开张榜选贤，各部落推举能人，统一应试。只有这样，方可选贤举能啊。”
对于仓颉的意见，黄帝赞赏，众臣附议。于是，黄帝当即下令：公开张榜，选举继承者。
应试分为文、武、德行三项。文的要求，识字、数百个；武的要求能握千钧弓弩，百步之外，射断桑蚕丝线。最后由黄帝用特殊之法测试德行。
张榜不久，各部落报名应试者数百人。到了比赛选拔那天，应试者各显神通，箭法出众者，数不胜数。有的文才过人，出口成章，对答如流。但，文武双全者，数量不多。最终，经过层层考验，只剩下两个人难分伯仲。一个姓姬叫玄嚣，一个姓姬叫昌意，此二人是亲兄弟。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虽然最终脱颖而出的两位是黄帝的儿子，但玄嚣和昌意文武双全才华出众，各方面都优异常人，让各方信服！
黄帝看这两个孩子，文才武艺不分上下，就只有看他们的德行了。
黄帝：“玄器、昌意，我交给你们每人一张具茨山画图。山南、山北两条河。两道河需要挖到颍水为止，各需人工千个。今日，每人只给人工五百，看谁能只用一半人力，先把河水挖到颍水，即可接替帝位！”
想来想去，昌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玄器走到昌意身边小声说：“弟弟，父王曾说过，只要团结，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想咱俩人，要是各挖各的河，怎么干，也完不成任务。”
昌意:“哥哥，我实在想不出来，咱向父王说明吧，请他另出别的题目。"
玄器:“弟弟，你别着急，我想出一个办法，我带领人工，把山北的姬水河沟向南挖。你带领人工把齐水河向北挖。到具茨山东，把两道河汇到一起，变成一条河。一道河分成两段，咱俩只用一半人工，一定能提前完成。”
昌意:“唉，对啊！妙，你想的办法真妙！”
俩人见了黄帝，说出了这汇合工程的道理。黄帝很高兴：从这里你们要悟出一个道理，两股水汇流一处，又省工又省时。两处挖，各挖各的河，就完不成这个任务。这和治国一样，你们兄弟二人，无论谁当首领，谁当副手，都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与百姓同心同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依我之见，玄器接帝位，昌意作副手！”
昌意：“我赞同父王的旨意！”
玄嚣：“谢父王器重，我要把昌意留在身边，辅佐问事，共商治国大计。”
黄帝去世后，弟兄两人互敬互爱，通力合作。在他们俩带动下，自上而下，层层选拔贤才良将，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共建伟业。
历史上有很多举贤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案例,有很多成功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几句话当做任人唯亲的根据,为此闹出了不少的祸害.词人晏殊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人熟知，后世评其“闲雅富贵”。如果我们了解晏殊的人生，便发现他不仅词作“富贵”，官宦生涯也称得上一帆风顺。更有趣的是，“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把女儿嫁给锋芒毕露的富弼，富弼后来任枢密使，还与范仲淹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死后谥号“文忠”。可以说，晏殊眼光极为独到，“举贤不避亲”；女婿富弼当仁不让，光耀门楣。
晏殊事例其实是宋代“榜下择婿”现象之代表，其核心是朝廷高官挑选有才华的年轻人，成为乘龙快婿，待其身居高位，延续家族权势。无疑，这种做法给孤门细族的年轻人机会。也许，现代人理解此事并不困难；然而，世家大族愿意让并不门当户对的年轻人入赘，并非自古而然。
柏文莉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主要考察了宋代宰辅家族的婚姻、仕途与地方交往。她的观点主要分三部分，其一，宋代官僚精英内部，普遍施行联姻，塑造并维系着自己的社会阶层——宰相之家往往与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他们的婚姻策略很保守，多为子孙辈重复通婚。但是，官僚和普通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完全封闭转化的机会——依靠广泛推行的科举，虽然“鱼跃龙门”的几率微乎其微，但终究给一部分寒族子弟逆天改命的机会。
其二，宋代的“恩荫”，使宰相子孙比较容易地成为底层官僚，但依然要经过奋斗才能身居高位。宋代的选官策略，很难使仕宦成为稳定世袭职业，因此需要向新的成功人士敞开大门。纵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致对应，但政治的流动性，可能使同一亲属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千差万别的区别——有的没落、有的显达。
其三，北宋到南宋，国家与地方的纽带增强，“地方化”精英在宋代变得具有重要意义。北宋以都城为中心，朝廷高官与祖籍家族分支保持联系，但每条线都汇聚于都城；南宋都城中心消失，出现大量区域性中心，因此各地得以发展，并逐渐产生地方上的世家大族。
其实，如果以“唐宋变革论”框架看，唐、宋政治是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精英的过程；而北宋到南宋，政治精英又逐渐和占有土地的地方精英融为一体。
宋初四十年，朝廷任命官员，依然是早期世家大族的后裔，随时间发展，高官家族和地方精英，均有子弟不断进入二府。保持开放的官僚体系，不断有新人加入并竞争。据作者统计，宋代宰相，祖父曾任高级官员占三成，中级官员占三成，低级官员占1/4，至少85%的宰相，其先人不是白丁而是官僚。
个中原因，当然是大族子弟最初可以通过恩荫入仕，再考进士，官僚后裔所参加考试的录取率，也高过平民。此外，还有二府官员推荐，使族人入朝。但是，政治精英们的选择大致有两条路径：既要恩荫子弟，也要发掘新人——坚持保守策略，恩荫子弟为官，与门当户对者约为婚姻，维系自己权力；适当“投资”策略，利用本人权势施恩于有才能但地位不高的年轻人，将女儿嫁给具有潜质的进士。宋人维系政治地位的手段，并不像唐代非常注重贵族出身，而是注重个人能力，这就使部分平民具有进入官僚体系的机遇。
从地方上看，北宋官员，尤其是高阶官员，都会迁居至都城开封。都城生活水平更好，受教育水平更好，有更多进士名额；可南宋的临安（杭州），就不再有这样的地位。迁居于开封附近的官员，如司马光、范仁纯、曾巩，与老家家族旁支交往有限，虽然还保持联系，但他们的主要圈子在都城。至南宋，即便在朝为官，大族也更愿意在地方发展官僚（士）的身份，这给他们带来显著的经济和法律特权，逐渐在地方积累财富。
总之，所谓科举制度给古代社会带来的社会流动，并非始终如一。在不同朝代，其正反面的作用，都势必要深入历史语境考察，方能评价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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