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三年兵运岁月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万众敬仰的英雄人物，也流传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其中，以及的故事无疑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因为从事兵运工作的时候，只有十六七岁，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是因为他恪尽职守，胸怀全局，善于捕捉与把握时机，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一直隐忍不发，艰难地在暗中宣传革命，培植革命力量，在时机来临之际，毅然发动起义。虽说这次起义同样遭到了敌人的镇压，但是，他提出来的许许多多主张，他在苏雨生部能根据客观情况，在远离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使得共产党人没有因此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彰显了他的品格和能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第一次见到刘志丹的时候，就受刘志丹器重，在建立陕甘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能够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祖籍河南邓州，1913年10月出生于陕西富平，1922年进入都村小学上学。1926年春，考入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学校高小部学习。正是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严木三。严木三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思想上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了进步青年学生组织——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并且参加了学生运动，同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党团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利用课余时间，他不仅散发过革命传单，上街宣传演讲过革命主张，还参与了发动农民抗粮、抗捐、反霸的斗争。
革命行动令有志之士欢喜鼓舞，却令仇视革命的封建门卫道士们深恶痛绝。立诚学校校长郗敬斋就是一个思想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他仇视革命活动，不会容忍革命的烈火在立诚学校继续燃烧下去，就要想方设法扑灭这股烈火。是年冬天，郗敬斋采取了强势的行动，不仅严令进步学生不谈国事，不准进步学生出校集会、办刊，企图在思想上解除学生的武装；而且派遣人员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以便在行动上彻底扑灭学生运动的苗头。
然而，郗敬斋的做法不仅没有达成约束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目的，反而激发了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使得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学生们甚至把熊熊燃烧的烈火引导到郗敬斋本人的身上。在严木三以及党团组织的引导下，与学生党团员们积极行动起来，发动学生清算学校的账目，并且以此发轫，逐渐酿成了驱逐校长的风潮。
引爆了学潮，就不是学生与校长之间的事情了，它直接触及到了统治当局的地位，引来了当局的强横干预。结果，严木三被立诚学校解聘了，甚至连带头发动学潮的党团骨干也被迫陆续离开了立诚学校。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立诚学校，于1927年春转入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继续求学。
该校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在富平县开展活动的重要阵地。严木三离开立诚学校以后，就以国民党富平县党部主任委员的公开身份，出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并且聘请了大量的共产党人担任教员。进入这所学校以后，更是在党团组织的培养与引导下，在思想上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行动上参与了党团组织发动的一切革命活动。鉴于的表现突出，中共富平特别支部书记严木三曾经召集支部成员开会，讨论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因为这时还不满十四岁，特支成员出现了分歧，入党一事未能获得通过。
1928年1月，考入三原第三师范学校。
这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时期，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中国，三秦大地的中国共产党人遭到了冯玉祥的清洗。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没有被屠杀和背叛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转入地下以后，积极酝酿着独立自主闹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三原县的学界其实已经暗地里涌动着革命的岩浆。其中表现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第三师范学校与三原渭北中学。
第三师范学校秘密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三原县学运委员武廷俊组织该校的进步学生发动了大规模学潮，斗争目标直指该校反对革命行动的校长王藩辰。与此同时，渭北中学也因为该校校长杨少农迫害进步学生，导致该校党组织发动学生开展了驱逐杨少农的运动。
1928年3月，渭北中学的驱杨运动取得了胜利，党组织领导学生们将杨少农赶出了渭北中学。杨少农不甘心丢掉了渭北中学校长的宝座，立即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和当地的驻军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了八名共产党人，三名青年团员，十名进步学生，并进而派遣一些思想顽固不化、极端仇视革命运动的封建卫道士担任该校校长、训导主任等重要职位，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
渭北中学事件很快就波及到了发动斗争校长运动的第三师范学校。
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发动学潮的目的是斗争该校校长王藩辰，而不是驱逐他。因而，该校校长并没有遭到学生的驱赶。饶是如此，王藩辰已经够胆颤心惊的了，时刻都在谋划怎样报复那些进步学生，却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现在，终于从渭北中学事件中学到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办法，以校长王藩辰、训导主任魏海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马上就把进步学生和党团员列入黑名单，试图打击陷害，将他们彻底从学校里驱逐开去。
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中共三原县委为了不使第三师范学校的顽固守旧势力的阴谋得逞，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对付极端仇视学生运动的训导主任魏海，迫使王藩辰不敢对学生实施打击报复。
接到县委的命令后，学运委员武廷俊马上召集宋文梅、、程建文等进步学生开会，商讨具体行动方案，最后确定了实施毒杀魏海的计划。（1）（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1页）
然而，他们的行动并没有付诸实施，计划就泄露出去了。国民党三原县政府立即派遣军警包围了第三师范学校，逮捕了武廷俊、、李少华、李彦仓等十多名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党团员，把他们关进了三原县看守所。两个月以后，又把他们转入了西安军事裁判所。
在狱中，虽说仅仅只是一个不到十五岁的学生，却仍然保持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坚贞不屈的优秀品质，不仅没有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表现出丝毫的怯懦和屈服，反而借助监狱的环境，阅读了党组织秘密送进监狱的革命理论书籍，与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开展反抗敌人残酷迫害的绝食斗争，并且耐心启发被关押在同室的马鸿逵部逃兵提高觉悟，不再为军阀卖命。
由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及其在狱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赞誉。为此，1928年4月的一天，武廷俊单独与谈话，郑重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2）（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2页）
不久，武廷俊遭到了敌人的杀害。等人则经过党组织的营救获释出狱。
1930年1月，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到长武县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兵运生涯。
警备骑兵第三旅是苏雨生的部队，旅部驻扎在邠县，其他各部属分别驻扎在附近几个县份。
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来到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的时候，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率领由共产党人集中控制的队伍脱离了苏雨生部以后的事情。不过，刘志丹、谢子长并没有把该部所有的共产党人全都带走，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带走，因为很多共产党人是由中共陕西省委直接派遣进去的，他们并没有跟刘志丹、谢子长直接发生关系，因而，刘志丹、谢子长虽说有可能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决不会知道得太过清楚。这正是共产党人秘密工作纪律与措施最令人生畏的地方，也是出于最有效地保护地下共产党人的需要。
进入骑兵第三旅以后，很快就与事先打入该部的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并且同随后陆续打进来的党团员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关系。为了统一领导共产党员的活动，他们在该部秘密成立党小组，推选二团副团长李秉容为党小组组长。
随后，在长武县城北药王洞庙宇，、李秉容等人召开了警备骑兵第三旅二团党的第一次会议，商讨如何在苏雨生部展开行动。
因为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新投靠杨虎城的，杨虎城对三旅并不信任，给予三旅的供给标准很低，因而，三旅跟杨虎城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而且，三旅内部，因为发生了石子俊率部哗变的事件以后，人心动摇，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时刻都有可能因为某一偶发事件而引爆他们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的专项报告对此有过非常细致的描述：“因成立的军队大部分是土匪收编来的，生活非常之苦。兵士小米饭都吃不饱，饷没有的，伙食费所余的钱，都被官长吞没了，兵士一个钱都拿不上。鞋袜没有，许多兵士在冬天都是赤足，有时上操时兵士把病号的鞋脱下穿上。冬天没有铺草、被子，都在冷地上睡觉。病号非常多。官长对兵士又非常刻薄，随便打骂。”（3）（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8页）
这就是警备骑兵第三旅兵士真实生活情况的写照。
军阀队伍内部矛盾重重，无疑给共产党人从事兵运工作带来了很好的机会。其内部矛盾越深，共产党人能够利用的机会就越多，成功的把握性也越大。问题的关键是，依靠什么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达成变军阀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这一目的。这就是此次会议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根据共产党人的信仰以及共产党人重点依靠发动广大的民众与下层兵士起来革命的政策，再加上对警备骑兵第三旅兵士生活待遇的深度了解，在这次会议上，等人提出了依靠兵士做工作，引导兵士们从改善生活待遇入手，争取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造成尔后顺利地带动兵士实施起义的局面之主张，并且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解决了如何在苏雨生部展开行动这一主要问题过后，等共产党人就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积极投入到发动兵士的运动之中去。
就在等共产党人积极实施依靠兵士举行兵变的计划并且初步见到实效的时候，刘志丹率领队伍再一次接受了苏雨生的改编，被编为补充团。这一次，刘志丹一重新打入苏雨生的队伍，就派人与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的等人取得联系。
当然，刘志丹重新进入苏雨生部是进入苏雨生部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一年来，努力执行在长武县城北药王洞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会议精神，不辞辛劳地秘密从事兵运工作，接触了许许多多兵士，引导许许多多兵士初步认识到了要摆脱受压迫受歧视的命运，就必须跟压迫自己歧视自己的军阀与官长作斗争的道理，已经变得越来越干练，越来越精明了。
他经常听到有关刘志丹开展革命斗争的传说，打心眼里非常敬佩刘志丹，虽说找不到机会拜见刘志丹，却跟刘志丹手下的许多革命者建立了联系，其中就有在补充团担任班长的王世泰。
不久以后，就接到了刘志丹被捕、补充团被打散的消息，心里不由万分悲痛，决计跟被苏雨生打散或者收编的补充团地下共产党人接上关系，跟他们一块商讨如何营救刘志丹以及今后如何开展革命斗争。
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他跟补充团的地下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其中，就有王世泰。
为了营救刘志丹，并且保存这支革命力量，以便尔后寻找时机，脱离苏雨生的队伍，王世泰所在的连队在苏雨生派遣人马前来攻击的时候，放弃了抵抗，被苏雨生编入了运输连。
王世泰告诉，中共陕西省委正在积极营救刘志丹，刘志丹的安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他们这些被苏雨生收编的人员不能继续留在苏雨生的队伍里。为此，王世泰还说出了解决办法：在整个运输连里，还有二十多个共产党员，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搞一些武器，拉出去继续干革命。
这时候，虽说只有十七岁，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牢，参与并且发动过学生运动，在苏雨生的队伍里从事兵运工作也已经有一年了，不仅非常熟悉苏雨生部的情况，而且对周围的敌情以及地理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考虑问题非常周全，初步具备了宏观意识与大局观念。
微蹙眉头，思索了好一会儿，问道：“你们能够搞到武器，能够把队伍拉出去吗？”
这一样是困扰王世泰和运输连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员的关键问题。他们曾设想过很多搞到武器，并且率部脱离苏雨生部的办法，可是，最后都被他们自己否定了。因而，王世泰很想从这里得到确切的回答。
已经思索成熟，很快就为王世泰给出了确切的回答：“苏雨生刚刚抓住了刘志丹，打散了补充团，收编了你们一连，当然不会毫无保留地信任你们，一定会暗中提防你们。你们在这个时候想从他的手里搞到武器，谈何容易。退一步说，即使你们搞到了武器，这里地处西（西安）兰（兰州）公路的交通要道，敌人活动方便，你们怎么能够把部队拉出去呢？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搞武器，更不是把队伍拉出去，而是要在苏雨生的队伍里隐藏下来，一直等待苏雨生对你们产生了错觉，以为你们完全听从他的命令，再寻找机会，把队伍偷偷拉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嘛。”
王世泰和他的同志们不能不佩服的才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建议：一部分人回到了运输连，另一部分人去西安打探营救刘志丹的进展。在刘志丹出狱以后，回到运输连的共产党员利用苏雨生率部跟毕梅轩打仗的时机，纷纷带领人马离开了运输连，回到了刘志丹的队伍。
当刘志丹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出狱之后，以及仍然潜伏在苏雨生部的共产党人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为虽说在第一次党的会议上就确立了启迪兵士的思想，把兵士们拉到革命队伍里面来的方向，却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做得很不够，既没有在组织形式上作出统一的规划，也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具体的工作方针，所以，决心围绕如何进一步把党的工作重心和基础放在基层，扎扎实实地对兵士加强组织与动员工作为中心，对党的第一次会议确立的方针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与修正。
为此，经过充分的酝酿与准备，他们在人事安排与基本工作方针两个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在人事安排方面，他们决定：所有在团部、营部以及各机关的共产党员全部下到基层连队去，便于跟兵士打成一片，更加方便团结、教育基层兵士，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实施武装起义打下牢靠的基础。
根据这一新的决定，身为二团副团长的李秉容毅然放弃了副团长的职务，自愿下到三连担任副连长；营部书记李特生则去二连当了文书；调去二连任见习官，后来任司务长，以二连为中心展开全营的兵运工作。
对于基本工作方针的调整是：发动兵士进行日常斗争，提高兵士们的政治觉悟，在促进兵士更加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党的组织，团结广大的兵士，更加广泛地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成熟以后，就立即举行起义，把队伍拉出来开展武装斗争。（4）（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0页）
对原来制定的工作方针重新进行了调整或者补充以后，等共产党人不仅更加积极地组织和发动兵士们要求改善生活、废除打骂制度，按时发放军饷以及鞋袜等各种军需品，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极大地激发了深受压迫的广大兵士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的热情。随后，等人成立了红军之友社，进一步把那些觉悟起来的兵士吸收进来，壮大了革命的队伍。
新的工作方针实施半年以后，就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在二营各连都建立了党支部，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了三十多人，并建立了中共营地下党委。因为的工作能力和突出表现，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被选举为营党委书记。
就在他们这些在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的共产党人酝酿调整新的工作方针之初，陕甘地区便进入到军阀混战时期。
首先是陕甘两省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展开的混战，也就是陕西军阀杨虎城部与陇东军阀陈珪璋、毕梅轩部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1931年初，也就是刘志丹还没有率部投靠苏雨生之前。
任何一个军阀都想赢得战争。而要赢得战争，当然需要投入更多的兵力。杨虎城收编了苏雨生的队伍以后，虽说平时并不待见苏雨生的队伍，却一旦要进行战争，就忘不了苏雨生的队伍，命令苏雨生率领警备骑兵第三旅参与战争，帮助其打败对手，抢夺地盘。
主持召开营地下党委会议，一致认为：军阀之间的战争是狗咬狗的战争，只会给参战的兵士与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决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决定发动兵士，抵制军阀混战。
于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发动共产党人做兵士的工作，从兵士的切身利益入手，引导兵士正确认识军阀战争的实质，鼓动兵士们反对军阀战争，得到了兵士们的响应，很多兵士在开战之初就携带枪支逃离了部队。然而，更多的兵士还是在苏雨生的威逼下，开往前线，跟陈珪璋部、毕梅轩部作战了。
这时候，又及时提出了“力争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 （5）（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1页）的口号，和所有隐藏在该部的共产党人一道，暗地里鼓动兵士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
针对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兵士们的心，引起了兵士们的共鸣，进一步赢得了兵士的信任，为下一步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其次，又发生了苏雨生部跟杨虎城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于同年夏末，也就是等人调整了工作方针以后的事情。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苏雨生率部投靠杨虎城以来，一直备受杨虎城的冷落，战争时期，杨虎城又把苏雨生部推向最危险的战场，使苏雨生深感继续留在杨虎城的队伍里，决不会达成借机发展自己的武装的目的，便决定趁着杨虎城跟陈珪璋、毕梅轩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之际，背叛杨虎城，率领自己的人马，经过陇东，回去宁夏原来的驻防地，重新打出自己的旗帜。
杨虎城本来也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自己可以翻来覆去地投靠别人，却决不会眼睁睁地看到别人挣脱自己的掌控，跑出去另外投靠其他的主子，或者是自立。一旦察觉到苏雨生有背叛的企图，杨虎城就立即派遣人马，向苏雨生部驻防地邠县、长武一线发动围攻，要么逼迫其继续留在自己队伍里，要么予以彻底消灭。
这同样是一场军阀之间的战争。不过，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在苏雨生的队伍里已经暗地里培植起来的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是摆在和苏雨生部其他各位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亟需得到解决。
马上召集营地下党委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在会上，党委成员一致认为：应该继续执行省委的指示，留在军阀队伍发展自己的武装，等待条件成熟，再拉出去干革命。却在究竟是跟着苏雨生跑，还是另外投靠杨虎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种认为在杨虎城的围攻面前，邠县绝不可能守得住，应该跟随苏雨生一道跑出去，继续留在苏雨生的队伍开展兵运工作；一种认为不管共产党人暗地里拉起的武装是跟着苏雨生跑出去，还是投靠杨虎城，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是在军阀的队伍暂时隐藏下来，发展自己，根据苏雨生与杨虎城的实力对比，苏雨生既然干不过杨虎城，为了求得稳固的地位，免得在军阀的队伍里跑来跑去，叛变苏雨生投靠杨虎城，才是最好的策略。
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并不多。从有利于保持革命力量的眼光来看，就持后一种意见。
为了说服那些持不同意见者，不仅举出了众所周知的上述原因，而且列举了大革命失败以后魏野畴在杨虎城部所做的工作以及杨虎城对共产党人的态度等事实，终于统一了党委成员的思想，做出了为更好地保存党的力量，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立刻脱离苏雨生部，在杨虎城部继续从事兵运工作的决定。
然而，这时候，虽说二营已经大多数掌控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却要想把二营全部拉出来，转而投靠杨虎城，中间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二营营长王德修。此人并不是共产党人，身为营长，该营的基本班底都是他自己拉起来的队伍，他本人在二营仍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解决这个障碍，就无法保证将整个二营全部拉出来。如何解决？打不是办法，决定利用王德修跟苏雨生之间的矛盾，亲自做王德修的工作，和平解决此事。
王德修原是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司令。说到底，他拉起来的队伍在本质上是一支土匪武装。他率领这支武装投靠苏雨生，被编入苏雨生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以后，并没有受到苏雨生的重视。因而，王德修跟苏雨生貌合神离。这就是准备亲自做王德修的工作的原因。
果然，一出马做工作，王德修就爽快地答应率部转投杨虎城。
就这样，在的努力下，整个二营全部脱离了苏雨生部，投靠了杨虎城，被编为第十七路军补充团二营，部队驻防凤翔县。
苏雨生余部却在杨虎城的围攻下，很快就彻底完蛋。
虽说二营在关键时刻跟苏雨生划清了界限，投入到了杨虎城的麾下，却在杨虎城眼里，这支部队是在即将面临覆灭命运的时候，才来投靠自己的，并非出于真心，因而，他对二营仍然并不信任，歧视与压迫现象没有丝毫的减轻。给予二营的枪支大多是陕西造的杂七杂八的破枪，甚至有一些枪支还是土造的，只有连长有一把盒子枪，排长扛的却老套筒长枪，子弹很少。服装就更不必说了，常常不按时发放，兵士们常常连鞋子都没有穿的，不得不赤脚训练。军饷、粮秣供应也从来就没有按时按量给足过，以至于兵士们的生活极为困苦，饿肚子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兵士自然会滋生出一种当时还不如不投靠杨虎城，跟杨虎城拼一场，或者还有一条活路的想法。
洞悉了兵士们的想法，也深知在二营投靠杨虎城的同时，也有其他部队投入到了杨虎城的麾下，这些部队获得的待遇跟二营相差无几，觉得部队秘密党组织可以利用这一事件，扩大兵士与官长之间、新编部队与杨虎城的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为尔后的起义积极创造条件。因此，他便发动共产党员先安定人心，利用同乡关系跟兵士建立私人感情，然后鼓动并且组织兵士们公开反对杨虎城压迫歧视杂牌军的做法，向杨虎城公开提出保障平等待遇的要求。
杨虎城不仅不会满足兵士们的要求，甚至觉得这些兵士在公然闹事，越来越歧视那些投入他帐下的杂牌队伍了。这样一来，杨虎城的基本队伍与新编部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等人觉得，起义的群众基础日益成型，时机即将来临，便以营党委的名义，向中共陕西省委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中共陕西省委得到了等人的报告以后，认为起义的时机快要成熟，陆续又派遣了一些共产党人进入该部，以便加强党的领导，一旦起义条件完全成熟，就立即举行起义，确保起义获得成功。
就在等共产党人加紧准备发动起义的时候，日本人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出动数万兵力，一举侵占了东三省。
在日本人的攻击面前，蒋介石、张学良却一个为了剿共，一个因为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无法迅速调集力量反击日本人的攻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反蒋怒潮，使得全国的局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深化，各派军阀处于一片混乱和不稳定状态。
1931年冬天，川军邓锡侯、黄隐师趁着国内局势混乱的当口，率部一连攻占了陇南的几个县份，直接威胁到了杨虎城在陕西的统治地位。
统治地位面临受到动摇的危险，任何一个军阀都不会坐视不管。杨虎城迅速派遣军队前去阻挡川军的攻击。其部署是：一部人马前出到天水，迎击川军；补充二团则进驻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对川军形成侧击之势。
杨虎城反应迅速，部队将士用命，不仅很快就挡住了川军的攻击，并且进一步把川军赶回了四川。
战后，补充二团就在凤县、两当一带驻扎整训。
无论是川军，还是杨虎城，都没有料到，正是因为川军的攻击以及打败川军之后杨虎城将补充二团放在了凤县、两当一线，造成西北共产党人又举行了一次重大的起义：两当起义。
综观整个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发动或举行起义的力量，都有一个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且在起义之前，必然会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来加速或推动这场起义的准备工作，最后，或许是会因为一个偶尔爆发的小事件，或许是进行精心策划，或许是耐心等待的时机已经来到，引爆了这场起义。两当起义也不例外。
首先，参与这次起义的队伍，一样有一个长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自从等共产党人相继进入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以来，就开始萌芽、发展、壮大起来的。
那么，是什么推动或加速这场起义的准备工作呢？无疑就是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了。
这个消息是在补充二团到凤县、两当一线整训了半年以后，才传到等共产党人耳朵里来的。得到消息之后，等共产党人立即信心大振，召集营党委成员开会商议研究今后的工作重点，决定借着这一东风，正式积极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他们采取了四项措施：
一是积极发展党员，秘密建立党组织，使之成为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在已经成立的一、二、三连党支部的基础上，通过党员骨干在兵士和下级军官中广交朋友，以个别谈心的方式，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发现并培养了一批具有革命意识的基层官兵，把他们当中的最积极分子吸收到共产党组织里面来，使得在整个补充二团中，除了机枪连之外，其他每一个连队都有了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排长、班长大部队是共产党员，少数不是共产党员的基层官长也转变成为革命的同情者。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也派来了李杰夫、第五伯昌、刘林圃等人，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力量；
二是深入领导兵士积极开展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启发兵士的阶级觉悟，拉大兵士与上层官长之间的矛盾，创造兵士们与上层官长对抗的条件。
针对补充二团的实际情况，等共产党人发动兵士明确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斗争要求：（1）各连士兵要冬衣、好衬衫；（2）士兵要发炭火；（3）病号要医疗费，由办公费里开支；（4）生病士兵要发耳扇手套，由此发动要维持费；（5）二连反对三排长斗争；（6）三连重新算伙食账。（6）（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4页）除此以外，等共产党人还以公开身份作掩护，采取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散发秘密传单——《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以及书写、张贴革命标语等方式，鼓励全团兵士普遍向官长算经济账、伙食账、服装军械账，要求账目公开，民主管理，实行经济民主；反对官长打骂、欺压士兵，实行政治民主；打破封建迷信思想，鼓励士兵勇于起来砸烂套在自己颈脖子上的枷锁，实现思想上的解放。同时，等共产党人还利用“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的新形势，声讨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普通老百姓和下层兵士实行残酷剥削与压榨的种种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路线政策，启发兵士们的民族危机意识。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拉大了兵士、下级军官跟上层军阀之间的距离，使很多兵士以及下层军官受到了较大的触动，萌发了革命思想；
三是按照共产党人的建军原则，严格约束部队，制止官兵的违纪行为，切实维护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支即将起义的队伍首先在思想上、制度上、行为规范上与旧军队完全区隔开来。
这一点做起来颇有些困难了。因为补充二团二营说到底其前身是一支土匪武装，本来军纪就不太好，加上杨虎城又不按时给它下拨军饷和粮秣，使得该部军纪越发败坏，残害百姓的事情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即使等共产党人做了大量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却因为营长王德修并不积极处理此事，起义时机尚未来到，为了避免与王德修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继续留在二营做起义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等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处理，难以有效遏制兵士们的违纪行为。发展到后来，一些兵士不仅当街抢夺老百姓，甚至闯进老百姓的家里见了什么东西都拿，遇有阻拦，出手就打。等共产党人认识到，是严肃军纪的时候了。于是，每当听说兵士当街公然抢夺老百姓，等共产党人就及时予以制止，对违纪者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县城东来家坪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市、要钱，农民阻拦遭到痛打后，进城伸冤求救。一再发生此类事件，深知不能继续姑息养奸，非得采取严厉惩罚手段不可了，立即向营长王德修反应，说明严肃军纪的重要性，在征得王德修的同意后，火速派人将肇事者抓起来关禁闭，随后，利用这一事件为契机，在全营大力进行军纪的宣传教育与整顿工作，使得该营军纪从此以后大有好转；
四是维护当地民众的利益，争取民众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信赖和依靠感，以便在起义的时候，能够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
当时，为了抵御川军北犯，杨虎城派遣陕军顾鼎新部由汉中开往前线。路过凤县的时候，该部一路上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凤县老百姓无不惊恐不安，到处躲藏。等共产党人闻讯后，连夜书写了“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许多标语，派人把它们张贴在大街小巷。顾鼎新看到了这些标语以后，生怕惹出是非，下令兵士不准在这里胡作非为，并且派遣清查队日夜纠察，使民众避免了一场灾难。（7）（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5页）
对于当地地主豪强欺压民众之事，等共产党人只要得到消息，就挺身而出，为老百姓主持公道，打击地主豪强的嚣张气焰，并且在此基础上，向民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获得了民众的信任。
在这四项准备措施当中，前三项直接跟部队密切相关，后面一项是外部的因素，同样不可缺少。
四项准备工作已经完全铺开，而且逐渐取得了预定的成效，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密切关注事态的最新发展，等待一场偶然事件的发生，或者预定起义时机的到来，彻底引爆这场起义了。
不过，因为即将爆发的这次起义，也就是西北革命史上所称的两当起义，其目的是为了建立革命武装，以便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在它失败以后，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经艰险，找到了刘志丹以及谢子长率领的红军，从此开始了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一块发展红军，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生涯，所以，还是把它放在组建红军这一章里面去述说清楚，也许更为恰当。
在这里，能够让大家看出以及以为主的部分共产党人一直隐忍不发，长期坚持在军阀的队伍里，发展共产党组织，秘密积蓄共产党人控制的武装力量，为实行武装起义、创建革命军队而不懈奋斗，根据现实环境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策，确保兵运工作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从而使得诸位明白比钢铁更坚硬的是钻石、比钻石更坚硬的是信仰，秉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旨，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莫大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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