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俊是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她更是一个脆弱的女人。疯狂的工作一时纾缓了失去丈夫所带来的创伤，就如一只蜡烛以燃烧全部的自己作为麻痹神经的“罂粟”，但如此却更加不能自控地陷入了一种绝境，一旦爆发，那是毁灭性的。所有人都说，爱一个人千山万水，忘一个人刀山火海。这种颇为经验之谈在吴丽俊这个视爱如命的女人那里，得以充分再现。她连一秒钟都没有忘记过阿木尔，在个不计代价，劳动至上的激情岁月里， 白天她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螺丝钉，没有痛苦的直觉，即便灼化了自己的身体。深夜里，她是一只孤独流泪的寡妇，没有一副像样的被褥，情愿永远盖着一件阿木尔的破大衣，渐渐的，她变成了一只泣血的杜鹃，把黑夜当成倾诉的知己，空寂绣成悲伤的花枕，一夜又一夜，一年过了一年，她宁愿死在自己悲凉的思念里，也绝不会另择“枝头”了。
一些人皮兽心的权势男人，极欲想占有她的孤心，屡次以假惺惺体恤之意侵扰，都遭受了毫不客气的谢绝。虽然这个年代，人们顾及不上谈情说爱，仅仅指那些善良，淳朴的人们。至于各种穿着善良外衣的“禽兽”（瘾君子），只要有一席容身之所便无数的孵化，他们拿革命思想当幌子，以一切不可能中的可能去满足他们兽一样卑鄙的欲望。不过，这类瘾君子有色心少色胆，喜欢女人们软软的身体，却不敢硬碰钉子，在他们眼里“肥肉”有的是，啃硬不如吃软来的消停安全。
吴丽俊不仅是一个脆弱的女人，还是一个至情的诗人，宁死不辱夫的诗人。而这位诗人的才华，只有死去的丈夫懂得，她注定只成为一个人的诗人，那就是阿木尔。吴丽俊宿舍的褥子下藏有一把手枪，时刻准备送给那些夜里神经质的叩门人。
慢慢的，她有些不合群了，领导不断做其思想工作，更使得她接近崩溃的边缘，有好心的姐妹给她张罗对象，也次次吃了她的闭门羹。工作上也开始有变动，像坐了滑梯一般，从机关重要岗位调成闲置人员。这还不够，有人竟然写了小报告，大概是说吴丽俊同志自私的消极思想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甚至把她比喻成一颗长在革命队伍中的毒瘤，必须尽快剜除。只是领导考虑其为革命烈士遗孀，没有过分深究，但命令写反省材料是免不了的。
吴丽俊坐在桌旁，委屈的盯着那几张白纸，好似疯了似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整上午，草草数十行字结了尾，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也许是“对不起，对不起......”，太多对不起党的栽培。她心里确实对不住自己伟大的党，阿木尔为了这个信仰去了。她本想如一头健壮的母牛顽强地工作，可她熬跨了，精神给绷到了一个无法忍受的极点，很多时候由不得她就走神了，还胡话连篇。甚至部分人觉得吴丽俊跟上鬼了。而此时正不流行鬼一说，也未免太有点滑稽了！
闲置，她是不愿意的，她不想作为一名党员躺着等人送饭吃。觉得自己好点的时候，去找了领导要求上岗工作，被拒绝了，而这名领导正是她的战友李茹。
李茹在1951年调任太行山区工作，由于女同志原因没有南下。这不，又给调回了陕区，真好还是吴丽俊的上级。奇妙世界有缘千里终相逢！李茹见了吴丽俊便问寒问暖，如终于盼见了远行回家的孩子那般热情，更为吴丽俊现实的处境感动不安，因为灵敏的政治嗅觉隐隐让她感觉到不久将来会有一场大的风暴到来，而眼前这位消瘦的不幸的“女儿”极有可能被波及其中。
李茹委婉拒绝了吴丽俊恢复工作的请求。但她心里清楚，这个“女儿”是纯洁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也必须在恰到时机的时候，让她以治病为由远离人们的视线。实际上，在吴丽俊还没有来之前，李茹已经仔细看了她的相关材料，还给老上级罗中同志通了电话，说明了一切情况，并希望很好安排吴丽俊治病事宜。只因上级需考虑一番再作回复。此事虽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但那股风雨欲来山满楼的气氛，已经让人隐觉到杀气腾腾了，而且很多人恐怕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李茹这时候却根本没有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出发，而是作为一个失去了丈夫，无儿女的女人感情的不自觉使然。命就是如此，她第一眼见到吴丽俊的时候，在心里就把她当做自己女儿了，那个时候吴丽俊还在失去丈夫的极度悲痛中与死神挣扎。李茹自己很明白眼下的形势，但已决心最大可能地保护这个搞革命工作，却不懂政治的无辜孩子。她这点私心仅只透漏给她敬重的老上级罗中，而罗中最看重的恰是一个真正党员的优秀品质。
吴丽俊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所有人都知晓，却只有她不觉得自己有病。大多数知道她病情的人，在意她工作上的负面影响远远多于病魔带给她的痛苦。渐渐的，几乎人们一致冷眼旁观，她被逼得成了一只无路可逃可怜兮兮的老鼠，只能卷曲在黑暗的角落里，埋怨自己的懦弱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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