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作为农民的石头，他恢复了农民应该有的力气。然而，康复了的石头并没有发觉，一个社会正在渐渐陷入了“洪灾”中。吴丽俊愈发不安了，从有一天林霞被好端端捆绑带走，又押来几个貌似知识分子的人开始，甚至从石柱叔困惑不解的眼神中感觉到，外面的气候骤然发生了巨变，从事过革命的直觉告诉她，这巨变若闹不好，连枣村这样不起眼的，人间世外桃源般的农庄都会被裹挟进旋涡中去。村高音喇叭虽还是如一如既往，抑扬顿挫的大谈开荒垦种，大谈将扫盲运动进行到底，但村里过了几天就又一些人被押送来，而且这些一个个气质非凡，不光是村里大人，就是三岁的小孩子也一眼看出这些人是读书人。
大队院里不只吴丽俊一家了，看似比以前更加热闹多了，大队所有空着的闲房都住满了人，而且这群人从来不抬头，也不敢抬头，也从来不说一句话，也不敢说一句话，好像除了自己外，他们的一切与外界没有关系。
又过了不久，乡里派来一位年轻的干部，专门管理这群人，当然，这位干部野心远远不只如此，从他来到枣村的那一刻起，似乎石柱叔和一些村委干部已经成了彻底的摆设了。什么事都必须向那位干部汇报。
这年轻的干部带着一副装模作样的眼镜儿，浑身上下弄的极为干净，中山装也很笔挺。没有跟他接触的人还以为这是位囊有经纶的高级知识分子呢，可谁也往往没有想到，他干净的外表下，长着一颗丑陋无比的心，尤其一说话露出两颗可恶的獠牙，就已经原形毕露了。他常常对那群“知识分子”拳打脚踢。他的名字几乎跟他的人格一样的丑陋，叫“薛星”，石柱叔喊他薛干部。
平日喜欢到吴丽俊家串门的人，因为害怕路过大队院子碰见那假仁义的恶煞，都不敢去了。石头也听了嫂子颇为语重心长的叮嘱，总到点按时回家，不敢在外太过耽误。
当然，这位薛干部才不愿意沾上土味儿，他一直把自己摆在高级知识分子以及领导干部的位置上。一般种地的事都放权交给了石柱叔，他平日一般不是端个印有毛主席万岁的瓷杯子，训斥那群人，就是顶个草帽，背着手在地头胡乱指挥。从他连只蜜蜂和苍蝇都区别不出来，便可以充分证明他不是土地的“杰作”。
而那群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起初包揽了村里的所有大粪，到上山开荒种树时，大部分人被分到石头种树的一组里。1965年春，石柱叔交给石头和嫂子的任务是负责移苗种树。当然，这群人私下都感到十分幸运，分到一个没有一丝压迫的小组里，趁没有人监视之际，还能与石头和吴丽俊聊聊天。这对于他们是拥有鸟出笼般的自由感，对于石头和嫂子是隐感自由鸟不再会自由了。
吴丽俊从这些人嘴里获得到了外面的情况，那比她原先想象的糟糕程度更可怕，简直即将来的是一场飓风。她心里为远离了陕西而感到庆幸，可那些帮助过她的人的安危，倒让她寝食难安了，尤其对她最体贴的李茹大姐，每天都吴丽俊她脑子里念叨着，甚至她深夜偷偷跑到大槐树下为李茹大姐祈福，虽然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可在无奈的恐惧气氛里，她只有依求一次将信将疑的神灵。
形势愈发不乐观，山沟里毕竟还是迟钝一些，普通老百姓还意识不到冷峻的飓风就要从天而降。还没等过了清明，石头和嫂子带领着二十来号人就忙乎着移树苗了。到了清明时，全村都给动员起来了，家家分到了树苗，而且被指定了要栽到哪里。
南角沟里将近八千多株树苗呢，全部要分栽到各山上，从早到晚，在村里听不到什么人的声音，倒是在山上，哪里都是人，有的小队甚至住在了山上搭锅烧水做饭。吴丽俊所在的四队就是这样，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干。不但要整地，还要挖坑，树载下去非要浇水不可，还得从很远很陡的河滩挑水，小孩子用碗大的小桶，劳力们用大桶。扁担折了，就削木棍凑合。总之是拼了命也的栽好树。人人累的连喘气的时间都顾不上，可没有一个喊累，连小孩子都起早贪黑。
唯独人家薛干部，上了几次山视察，手里连把铁锹都没有沾过，更没有栽下去一棵树，却累的病倒了，乡里还专门派了大夫来给输了液，哎，金贵的命，还不如一只羊羔子经得起折腾呢。后来人家病好后，索性就不上山了，但是却苦了石柱叔，必须每天晚上必须到大队向人家汇报情况，比如那群“知识分子”有没有偷懒，各小队树栽了多少棵，预计第二天要栽多少棵，等等，都必须一五一十的向人家交代清楚。
不知怎么回事，一天夜里吴丽俊觉得腹痛难耐，而且嘴里咳出了血，她趁石头和彩云不注意，赶紧擦拭干净。这一夜的疼痛让她翻江倒海，为了不发出呻吟来，嘴唇都给撕咬破了，而且虚汗不止，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石块砸她的肚子一般，鼻子和嘴巴里刚抹干净一会儿，又流出来了。怕沾到草席上，她艰难地干脆起来，头抵在膝盖骨上，疼的她不停地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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