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往往有很多相似的事。宋朝时，王安石想通过变法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有人因此产生误解，以为宋朝的经济很落后。事实上，到了仁宗、神宗时代，宋朝经济已经很发达了，财富也已经非常多了。大家说宋朝积贫，其实指的是朝廷贫。
明朝也一样，自明太祖在废墟中建立明朝以后，通过百年的发展，明朝已进入一个多元化社会，农业在发展，手工业在进步，商业在繁荣，城市更在繁荣。当时不仅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还有被称为“花都”的扬州和被称为“仙都”的南京，这都是城市繁荣的表现。明太祖时期虽有海禁，但民间走私从来没有中断过。隆庆年间，月港开海，民间的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万历时期，澳门成了“雄镇”，海外贸易也更繁盛了。
但是，明朝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的繁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民间的积累，而不是朝廷的富有。特别是禁海令一出，明朝就把海外贸易的财路给切断了，即使后来有月港开海，也无济于事。这里我要引用厦门大学林枫教授的一个研究成果：当时的月港通海进出口的贸易中，明朝政府能够收到的税大概连商人利润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至于澳门被葡萄牙占领，能收到的税就更少了，而且大量的贸易都是走私。明朝的禁海实际上主要禁的是朝廷，无法禁到民间，也禁不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大量的白银进入明朝，但它不是朝廷的，而是商人的。
所以，明朝社会在发展，财政却没钱，这是因为制度的缺陷。黄仁宇教授有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明朝的税收制度是明太祖制定的。明太祖以农业立国，将农业税作为立国之本，所以明朝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明太祖的时候，官方数据显示，天下土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但实际上真正的税田只有四百多万顷。一百年以后，能够收到税的数字反而进一步降低了，这是因为大户在不断隐瞒数字。
明朝初年有两种“册”：一种叫作“黄册”，就是赋役黄册，所谓“赋役之法定焉”；一种叫作“图册”，即鱼鳞图册，用来记录土地归属，因此“土田之讼质焉”。哪块土地是谁家的，通过鱼鳞图册可以辨别出来。
黄册十年登记一次，将人的户口、财产全部登记后，收税就可以靠黄册了。南京后湖（今玄武湖）有黄册库，专门收藏当时全国的黄册。黄册虽然在制度上是十年一造，但是越到后来越流于形式，越到后来越是抄前面的。
各位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大明会典》（弘治年间书成，万历年间重修），其中人口是用户数翻五倍来计算的，有多少户数，翻五倍就是它的人口数。所以户数隐瞒得越厉害，人口隐瞒得也就越厉害。
曹树基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明朝到了后期，人口绝对超过一亿，但是一直到张居正时代，朝廷所掌握的户口数字也只有一千多万户、五千多万口。还有五千多万口都瞒报了，且朝廷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办法查清。所以，黄册形同虚设，地方官要真正掌握地方情况，要靠另外一本册——白册。上报给朝廷的资料和官员自己所掌控的资料是不一样的。有心的官员在用黄册应付朝廷的同时，用白册管理地方，有了白册，才能够摸清当地户、田、人、税的情况。
明朝以农业税为主，而农业税又不好持续增高。因为农业的增产很困难，还可能碰到旱灾、水灾，经常会减产，所以在真正缴税的时候，是缴不了黄册上规定的那么多田粮的。洪武年间的税田是四百四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年间有所减少。到了万历年间，通过张居正的“土地清丈”增加到七百多万顷，税粮也增加了很多。张居正变法以后，明朝每年的田粮税收大概是两千五百万两。包括黄仁宇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明朝这时每年的税收有四千万两银子左右，其中田粮税将近两千五百万两，再加上盐税、工商税、畜牧过往税以及其他，一共将近四千万两。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学生的文章，他提出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说法：表面上，每年总税收是四千万两银子，但其中一半以上要存留在地方，以应付地方的开支、官员的俸禄、地方官军的饷银以及明朝宗藩的宗禄。禄米大部分放在这里，所以财政是不能动的。
万历年间，每年到户部最大的仓库太仓的是四百万两银子左右，但这四百万两银子不一定每年都能收得到。万历五年（1577）或六年（1578），到太仓的税银是四百二十多万两，超过了四百万两。当年的支出（主要是百官的俸禄、军队的饷银）是三百九十多万两，结余三十万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太仓只收到三百六十多万两税银，就连发军饷都不够了。
可以说，明朝几乎每年都是财政赤字，嘉靖以后，情况就更加严峻起来。到了万历时期，不但是财政收不抵支，皇帝还不断地从户部的太仓要银子。
人们往往以为皇帝富有天下，应该很富裕，但事实未必如此。明朝的皇帝和历代皇帝一样，每年的开支都是固定的。明朝不仅官员二百多年不涨薪水，实际上皇帝的用度也是不涨的。经济发展了，皇帝的用度却不增长，皇帝就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穷，要想办法弄银子。比如正德皇帝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让宦官到北京各个门，包括崇文门、张家口等，去收过往的商税，直接提供给皇室。
而万历皇帝没这个本事，他要求张居正每年增加二十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用度。每年二十万两皇帝用度加上三百八十万两左右的军饷，就是四百万两。如果地方收不上来这么多，又不能欠皇帝的钱，那就只能欠军饷。所以嘉靖以后，明军的军饷经常被拖欠，和前期是不一样的。
明太祖曾有一句豪言壮语：“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粒米。”明太祖养活军队，靠的是屯田。当时的军队实行屯田制，采用卫所制，卫所把三成的军队用于防御，让七成的军队在内地屯田。而边境的防御任务多一些，所以屯田的军队少一些，但是每个军士也都有屯田的土地，所以后来粮食叫作“屯田子粒”。永乐初，屯田的收入一度达两千四百万石，相当于农户所纳田粮的三分之二，说明那个时候屯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随着后来人口的增长，屯田被宦官、豪强侵占变成农田，或者成了皇家的皇庄，屯田的收入就大大减少了。
到了嘉靖以后，特别是到了万历以后，明朝的军费开支年年呈现赤字。一方面朝廷财政不足以支撑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军官还要克扣军饷，所以能够发到军士手中的粮饷就更少了。
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的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兵部调集北京附近的军队，才发现很多士兵上不了马、持不了枪，因为真正的士兵都到外面做生意去了，留下的军饷又都被军官瓜分了。到朝廷检阅的时候，军官再临时用钱雇来市井之徒充数。此时的明军，就变成了这样一支军队。
到了万历时期，因为张居正变法，朝廷的财政出现过一个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的阶段，但是随后又出现了几大问题：
第一，皇室的用度不断增加。
第二，军队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卫所军户已经不能打仗了，所以明朝从卫所里调集一部分军队成为班军，轮流到北京去参操，同时开始用雇佣兵。以熊廷弼时期为例，天启年间，他养一个兵一年要十八两银子，养一万士兵就要十八万两，养十万兵就要一百八十万两。所以，财政收入远远不够支付给军队的钱。
第三，接下来发生了“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战、播州之战和朝鲜之战，其中朝鲜之战的规模最大。这三场战争一共用了将近八百万两银子。户部没有这么多钱，就要向另外一个仓库——太仆寺去借。
太仆寺是兵部下属的一个衙门，原本是专门管军马的。后来马交给民户去养了，而民户给朝廷银子，所以这笔钱就叫作“马价银子”。到万历年间，太仆寺的马价银子储备有一千万两以上，变成了朝廷的一种预备金。
由于“万历三大征”，由于皇帝每年要增加用度，由于“国本之争”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告一段落（我想朱常洛绝对没有做太子的打算，是文官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让皇长子坐上了皇太子之位）后朱常洛要大婚，还有福王、潞王等人要大婚、就藩，太仆寺借出了一千多万两银子。
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据太仆寺提供的数据，整个太仆寺的预备金只剩下二十多万两银子。这个时候女真的问题还没有出现，女真的问题一出现，朝廷的钱粮就更少了。
崇祯时期，有一个工部主事到节慎库（工部的仓库）巡视，发现库中只有一千四百两银子。他觉得这样的情况又悲哀又可笑，于是说了一句自嘲的话：“朝廷一贫如此，令人发笑。”事实上，他这哪里是发笑，简直是连哭都没有眼泪。
实际上，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万历皇帝不断要求户部从太仓拿银子的时候，户部尚书和内阁首辅就在相对而泣了，泣的就是朝廷没钱。
从某种角度看，与其说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或者是被清朝替代的，不如说明朝是“穷死”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两宫失火，紧接着三大殿失火，朝廷拿不出银子来重建宫殿，只有派出矿监税使，以这个名义到外面弄银子。
明朝朝廷没钱，但民间还是有钱的。
崇祯年间，清兵在北方步步相逼，南京的徽商却还有钱请戏班子打擂台。一些徽商支持这个戏班子，另一些徽商支持另外一个戏班子，看哪个戏班子演戏时观众更多。
当时的大家族一般都养着戏班子，能养好几个戏班子的家族是非常富有的。绍兴有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张岱就是这家人的子弟），在北方战争明军一败涂地、朝廷没钱应付的时候，他们家的戏班子照常演戏，而且把来自杭州、南京的戏班子都打败了。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明朝“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之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前后两任巡按御史交接，西门庆通过前任巡按御史，请后任巡按御史到家里吃饭。为了摆这一桌饭局，西门庆用两千两银子打造了一套纯银餐具，准备吃完饭以后，就把这套餐具送给新上任的巡按御史，以此来跟新的保护伞打好关系。
一个有钱人给七品巡按御史的见面礼就是两千两银子，而崇祯时期，工部的仓库中总共只剩下一千四百两银子。可见此时的明朝社会在发展、财富在积累，只是朝廷没钱了。
那么明朝是亡于无兵吗？明朝的军队从来没有少于过一百万人，怎么能说是缺兵呢？事实上，明朝是缺能打仗的兵，更缺朝廷能够指挥得了的兵。
明朝的军事制度继承于元朝，实行军户制：父亲当兵，儿子继续当兵，这个家庭就是军户，和民户、匠户、灶户等区别开来。明朝把各种各样的人群分为各种各样的户，是什么户，以后就干什么事，所以军户是要承担提供兵源的任务的。
另外，明朝的将领也是世袭制，这种制度实际上并不适合明朝。元朝来自草原民族，生来就会打仗。但明朝只有第一代将领是跟着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的，能打仗，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不能打仗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明朝的卫所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养军服役的地方。政府要单独从卫所里抽调一些精锐军队，以营为单位另外编组，一个营三千人，靠他们来打仗。正统年间，于谦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些重新编组的军队叫作“团营”。后来明武宗也这样做，于是明朝的军队由原来的军演变到后来的兵，打仗是靠营兵的。
随着时代、经济和人们观念的发展，明朝军人的地位急剧下降。中国有句民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人们眼中，好男人是要考科举、出仕的。王阳明一直想要做圣人，做像马革裹尸的马援、投笔从戎的班超那种圣人，但是明朝已经失去了那样的时代环境，他只能回到书桌前，通过考科举、出仕，来为朝廷做贡献。
我有一个朋友研究民间文学，他跟我说，在汉族的文学中，如果皇帝、宰相的女儿到了婚龄要招女婿，会搭台楼、抛绣球，最后一定会把绣球抛在一个秀才身上，这就是价值观的体现。如果是蒙古族、女真族的女儿，她一定不把绣球抛在读书人身上，而是要抛在勇士身上，她要选一个骑马、射箭最厉害的人。按她们的标准，甚至可能会抛在魏忠贤身上，因为魏忠贤才是娴熟于骑射的人。这就是汉族和蒙古族、女真族价值观的不同。
明朝继承了宋朝崇文抑武的价值观，武官被视为武吏，身份只是吏，监察御史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明朝军队的结构是这样的：总兵官是军人，提督是文人，监军是太监。军人的地位急剧下降，好男儿不当兵了，所以军队的战斗力也就越来越弱。
尽管朝廷每年要花几百万两银子养兵，但是军队的战斗力还是不行，这种情况从“土木之变”就可以看出。不过在“土木之变”发生时，严格来说明军还有能打的，而嘉靖年间，军队不能打仗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嘉靖时期有两大外患：一个叫作“南倭”，指倭寇；一个叫作“北虏”，指盘踞在北方河套地区的一些蒙古部落。那些蒙古部落想什么时候南下就什么时候南下，明朝军队无力阻挡。
成化年间，两个蒙古汉子赶着几千头牛和羊，掳掠了几百个汉族的老幼妇女，踩着已经结了冰的河面，大摇大摆地渡过黄河，但是“九边重镇”之一的固原镇明军竟然不敢出击。正德年间，明武宗北伐，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和蒙古人打了一架，只杀死了七个蒙古人，回来以后封敕的将士却有九千七百多个。可以想见，明军根本就没有和蒙古的主力军对战，而只是攻击了一些散兵游勇。在和蒙古人对峙的态势中，明朝的军队已经不能打了。
此外，对于倭寇，我一直认为“抗倭”的说法是不对的。明军是国家的军队，倭寇是日本的浪人（属于散兵游勇）和很多沿海地区打扮成倭寇形象的民众的统称，二者之间的战斗怎么会用“抗”？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明朝的军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所以“无兵”指的不是军队的数量，明朝军队的数量从来就没少于一百万；“无兵”指的是他们不能打仗，有这些军队跟没有完全一样。
当然，后来明朝也出现了一些能打仗的军队，在东南沿海出现了俞大猷和戚继光的“战争机器”。戚继光在浙江招矿工组建戚家军，演练鸳鸯阵，并且从外面购买或者从海盗手里缴获的火器，比起倭寇的武器来也丝毫不逊色。所以戚家军打倭寇几乎是所向披靡。
倭寇被基本消灭后，这台“战争机器”转移到了北方。戚继光做了蓟州总兵、神机营副将。明朝的神机营是专门管火器的。戚家军的火器很厉害，这支军队后来在万历东征援朝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在《百家讲坛》讲《万历兴亡录》的时候，把戚继光推为明朝将领第一人，却有处细节没说好：我说戚继光的影响力没有李成梁那么大。其实，虽然李成梁家族出了八九个总兵、副将，而戚继光家族没有，但戚继光训练出了一支真正的军队，并且编了两本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这是戚继光根据领兵、练兵的经验写下来的，绝对不是纸上谈兵。戚继光的这台“战争机器”既在剿灭倭寇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北部边境防御时起了重要作用。到了北边以后，戚继光主要持防守战略。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这一段明长城，就是由戚继光主持修建的。戚继光守边十六年，留下了这样一份宝贵的财富。
另外一台“战争机器”在东北，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由上文提到的李成梁负责打造的。李成梁后来凭借战功被封为宁远伯，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梅、李如柏也都升至总兵。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和蒙古、女真对峙，靠的就是这一台“战争机器”。
李成梁的军队后来由儿子李如松继承。明朝在援朝战争期间攻打平壤的战役中，靠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李成梁的李家军，另一支是由戚继光蓟镇兵带去的火器军队。明朝靠着他们才得以帮助朝鲜打下平壤。但是在碧蹄馆遭遇战中，李如松带去的家丁伤亡大半，李家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在朝鲜战场上，不仅有戚家军、李家军这两台“战争机器”，还有宣大（明朝宣府镇、大同镇的合称）麻贵的“战争机器”和西南刘的军队，以及广东的陈璘所部。这些军队之所以能打，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用的是“兵”，特别用的是“丁”。这是他们在打造“战争机器”的长期过程中物色、培养的精锐军队，是将帅的私人军队。兵在精而不在多。南北朝的时候，葛荣带领六镇造反，号称有八十万大军。尔朱荣只有八千军队，却能够从山西打到河北，直闯葛荣的大营。尔朱荣用八千战胜八十万，靠的就是私人军队，他们是拼命打仗的。
明朝能打的军队就是这些，都是由边疆将领在战斗中培育起来的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需要军饷，但是朝廷的军饷不够，于是他们就要就地取材，因此军纪涣散、残害地方的情况也就无法避免了。
清兵南下的时候还遇到了一支很厉害的军队，就是郑成功的军队。明朝禁海没有禁到民间，而是禁到了朝廷，所以明朝的海防力量后来非常薄弱，不堪一击，否则也不会让倭寇在沿海肆虐。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当年是海盗，他们手下这支后来归降南明的军队，正是由海盗军队收编的。郑成功带着这支军队，一度打到南京城墙下，后来退据台湾。这支军队同样也是郑氏父子打造的私人军队，而不是明朝的军队。我在《国史通鉴》的宋辽金元篇中说，1140年前后，金兵和宋军对抗，双方都发现不认识对方了。金兵不是原来的金兵，宋军也不是原来的宋军，此时的宋军是岳家军、韩家军。明朝的情况和南宋是相似的。
明朝后期，既无钱又无兵，军队的数量虽然很多，但是当明朝掌控不了局势的时候，军队就不听朝廷的话了。
袁崇焕成名于宁远一战，他守城用的火器来自澳门，号称“红夷大炮”“威武大将军”。女真人从来没见过这种炮，所以在宁远城下吃了亏。明朝发现火器太有用了，意识到应该打造火器。在徐光启的建议之下，明朝购募“西炮葡兵”：采购西方的火炮，招募西方的教师，训练新兵。以尚可喜为首的几个将领统率这支新兵，在山东登州一带训练水师。这支水师后来和毛文龙又有了关系，毛文龙活跃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凭借这支水师以及其他军队，不断骚扰女真后方。女真要向东发展的时候，不得不顾忌这一支军队。但是这支军队不听朝廷使唤，所以袁崇焕做督师的时候，才想要拿毛文龙开刀树威。
崇祯皇帝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从松江府请退休官员钱龙锡做大学士。但是天启年间阉党和东林党斗得一塌糊涂，这时朝廷已经很难收拾局面，根本无暇管外部的事情。清兵席卷整个辽东，西北又有农民起事，钱龙锡为此请教他的老师、当时的名人陈继儒。
钱龙锡请教道：“朝廷的事该怎么办？”
老师给了一个建议：“拔一毛而利天下。”
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是说在这个时候，明朝每一个既得利益者都要放弃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齐心协力把朝廷维持好，把这个国家维持下去。
钱龙锡到了内阁以后不久，就和袁崇焕见了面。袁崇焕说到准备解决毛文龙，钱龙锡吃了一惊：“眉公真神人也！”意思是他的老师怎么知道袁崇焕要“拔一毛”（杀毛文龙）呢？这个眉公指的就是陈继儒。陈继儒特别崇拜苏轼，所以自号“眉公”，外人称之为“陈眉公”。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借着视师的机会，去皮岛巡视，将毛文龙抓捕斩首。这样一来，悍将固然伏法，但是他手下那些骄兵却全部散落到了女真一方。尤其是明朝最厉害的那支由葡萄牙军官培训的火器军队，他们在尚可喜等一帮人的带领下，乘着海船，浩浩荡荡从登、莱驶向辽东，全部投降了清兵。从此以后，清兵不但在野战中可以席卷而下，而且在攻城战斗中，火器也比明军更厉害了。
到南明也是一样，左良玉的军队不听福王的指挥，各镇军队不听督师史可法的调遣。
明朝后期，无钱不是真正没有钱，而是朝廷财政空虚；无兵也不是真的没有军队，而是没有能够打仗、听从调遣的军队，是骄兵悍将不听朝廷指挥。明朝就在这样“无钱”又“无兵”的状态下，走向了灭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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