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谈到，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隆庆年间明朝在月港开海，大量的白银就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市场。
《水浒传》里有一个情节，吴用带着阮氏三雄到村盘上一个小酒铺喝酒，喝完之后竟然是用碎银子结算。这说明当时银子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白银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媒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以铜作为中介的，贵金属黄金、白银在市场上非常少。
为什么明朝有这么多白银？连皇帝也犯糊涂了，当然，他也许是装糊涂。所以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万历皇帝派矿监到各地开采银矿，要为朝廷获得更多的银子。但是几乎所有矿监都向朝廷打报告：“矿脉微细，得不偿失。”
中国是个贫银国，银子主要是从海外流通过来的。晚明有两组非常著名的小说集，一个是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一个是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初刻拍案惊奇》中有个“倒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
苏州有一个读书人，举业不成，就想和朋友一起做生意。但他不但缺本钱，还常常亏本，所以外号叫“倒运汉”。“倒运汉”朋友的生意不仅有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会到海外去做生意。
朋友邀“倒运汉”去海外做生意，“倒运汉”很高兴，心想：尽管我没有货物，但我可以到外面去玩玩啊！他的朋友们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松江的棉布搬上了船。“倒运汉”在苏州当地买了一担橘子，虽然不值钱，但也算有了货。当“倒运汉”把橘子挑到船上时，大家都笑了。船行驶了一个月，来到国外，朋友们都去卖货了，“倒运汉”无货可卖，于是就在船头看风景。后来他一想自己还有橘子，于是就去倒仓，想晾晾橘子，免得烂掉。结果一倒仓，他发现橘子不但没有烂，而且颜色比原来更好了。“倒运汉”心里高兴，就把橘子摊在船的甲板上晾晒。外国人看到红彤彤的橘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倒运汉”剥开一个橘子品尝，发现竟然甜美无比，非常好吃。作者解释说，也许是因为在海里航行，温度和陆地上不一样，橘子发生了变化，就变好吃了。
有外国人想买他的橘子，因为语言不通，只好打手势。“倒运汉”丢了一个橘子给他，他吃了以后很高兴，问价钱。“倒运汉”比画了“一”，于是外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币给了他。一个金币换一个橘子，买者如潮。“倒运汉”赚了一大笔钱。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个事实：东南亚普遍用银子、金币作为交换媒介。
大家都知道，除了历史小说，所有小说说的都是当代的事情，即使是历史小说，也有当代的影子在里面。如果银子没有成为通货，小说家想不出吴用用银子付账；如果没有大量人出海经商，小说家也不可能想象出让主人公去海外做生意。
明朝的朝廷虽然没钱，但是民间白银则是源源不断地输入。像“倒运汉”这种做生意发财的和家里本身有很多财富的人，他们的银子大多是从海外来的。
这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关系。哥伦布是意大利人，他和西班牙王室签订协议，带着三条船从东向西横穿大西洋，抵达了美洲。此后，西班牙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北美洲和中美洲。而葡萄牙人不甘落后，来到了南美洲。
西方人向海外寻求财富，寻求东方的物品。很多国内学者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两个事情有关：第一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知道遥远的东方、遥远的中国是多么像天堂，多么富裕；第二是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这种概念，他认为既然地球是圆的，他向西走，也可以到东方。此时，欧洲人向东的陆地交通被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阻隔了。于是，葡萄牙沿着非洲向南，希望绕过非洲去到东方，结果就有了达·伽马率领舰队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并来到印度的事。而葡萄牙阻住了西班牙南边的海路，代表西班牙王室的哥伦布便带着船队向西进发，目的也是到东方寻找财富，到中国寻找丝绸、瓷器。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在宋代就通过海路传到了印度洋沿岸，甚至到了非洲和欧洲。
哥伦布抵达美洲是1492年，达·伽马抵达印度是1498年，二者前后相距只有六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美洲的白银有些到了西班牙，有些通过太平洋来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十六世纪初，也就是正德年间，来到中国南海的葡萄牙人以及此后来到中国东海的西班牙人，都想到了一个和中国人做生意的途径，就是用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白银从此源源不断地由海外进入中国。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为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特别选取了一个节点——1571年（明朝隆庆五年），因为这一年西班牙人在现在的菲律宾建立了马尼拉市。从此以后，马尼拉就成为西方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巨港。源源不断的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做生意，把白银从马尼拉、日本运进中国。
史料记载，福建有一个无赖叫张嶷，这位张嶷可以说是一个江湖混混儿，但也是一个对国外信息非常了解的江湖混混儿，至少他知道大量的白银是来自马尼拉。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他和北京的一个低级军官共同向朝廷打报告说，海外的马尼拉遍地都是银子、金子，如果派人到那里去开矿，每年至少能够有十万两黄金和三十万两白银的收获。
万历皇帝非常激动：商人有那么多银子，我们朝廷却没有银子，如果能够到马尼拉去开矿，那不是非常好的事吗？
于是圣旨层层下达，到了福建省漳州府的海澄县（月港就在海澄县）。海澄县派了一位任县丞或主簿的官员，和张嶷一道来到马尼拉，和当地的西班牙当局沟通，要在马尼拉开采金、银矿。
这一举动惹怒了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后者说：“如果我们想要到你大明去开矿，你们允许不允许？”他们驱逐了明朝的使者团，并且对在马尼拉经商的中国商人进行清洗。史料记载，当局杀害了两万多户中国商人。我们通过这些记载才知道，福建的泉州、漳州竟然有那么多商人在马尼拉从事商业活动。这说明，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非常繁盛，仅仅一个马尼拉就有这么多中国商户。
明朝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只能下诏旨，要求马尼拉当局承认错误，赔偿损失，同时把张嶷也斩首了。张嶷此举虽然荒唐，但是他提供了一个信息：中国国内大量的白银是通过马尼拉进入的。这不是因为马尼拉有银矿，而是因为马尼拉是个中转站。红薯传入中国时，马尼拉也是它的来源地之一。晚明时期，马尼拉成了中国和美洲、欧洲大陆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另外一个重要的中西方贸易据点是澳门。正德、嘉靖年间，就有葡萄牙人在澳门与中国人互市。后来他们以晾衣存货为由，占了一片岛屿，逐渐发展，成为今日澳门的前身。
万历时代，澳门已是雄镇。第一，它是中国通过南海和欧洲大陆进行贸易的一大港口；第二，由于西方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葡萄牙的火器从澳门中转来到中国内地。广东的地方官对澳门几乎没有办法。中国商人通过在澳门经商，不断地把中国内地的货物卖到外国，外国的银两也经常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那时白银进入中国内地主要是通过三个地方，从北到南依次：第一是日本，日本和中国进行贸易，也经常使用白银支付；第二是澳门，澳门的白银大体上来自欧洲；第三是马尼拉，这主要是欧洲和美洲的白银。当然欧洲的白银很多又是从美洲过去的，世界正在进入全球化。大航海时代、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从国外传进来的不单是白银，还有传教士，以及源源不断的西方文化。
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到十七世纪上半叶，究竟有多少白银通过贸易流入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议很大，学者们对白银估计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相差五至八倍。不过一般认为，在这一百年里，大约有一亿两白银进入中国，这给中国的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令明朝皇室极其眼红。如果读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去读万明教授的著作。研究白银的问题，尤其是明朝白银货币的问题，万明教授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海内第一人。通过她的书，我们可以看到白银贸易的来龙去脉。万明教授对中国瓷器的海上贸易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她在文章中曾经呼吁把“海上丝绸之路”改名为“海上丝瓷之路”，因为和国外贸易的商品不仅仅有丝绸，还有大众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来自江西景德镇。每隔不久，就有大帆船把中国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向国外，然后就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发生了银荒。因为在崇祯年间，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白银量急剧减少，这带来了白银的危机，进而造成通货膨胀。
但是我在研习明史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万历年间或崇祯年间因为白银紧缺而造成的通货膨胀，更没有看到因为通货膨胀而带来的社会动荡。
还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原因导致那么多白银从西方进入中国的：第一是西方人想要购买中国的货物，第二他们实际上是在套取中国国内的黄金。按照这种说法，明朝的天启、崇祯年间，西方的金价和银价的比率大概是1︰10～1︰15，也就是说一两黄金可以比兑十至十五两白银；而中国国内的金价和银价的比率是1︰5～1︰7，也就是说五至七两白银就可以比兑一两黄金。如果用大量的白银把中国的黄金套出海外，那么西方商人可以在海外市场上用同样的黄金换取到更多的白银。
不管怎么说，大量白银进入中国市场，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所以，张居正改革也是把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这无疑是市场繁荣、商业发展、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
有些朋友认为，明朝的灭亡恰恰是因为白银太多，商品经济太发达，对传统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我们需要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发展无疑会促进社会的进步，至于财政制度变不变革，则是朝廷的事情。上层建筑需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明朝在白银货币来到中国的时候，如果能适时调整税制，把以农业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转换为多种税收并举的制度，才是一个明智的、进步的、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政府应当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改进国家制度和财政制度，而不是为了维护原有的财政制度，阻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但是同时又是古代中国退出世界先进行列的告别仪式。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交往更加密切。思考如何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如何改进自己的商业税，改变统治政策，这些才是明朝政府应该做的事。如果说白银与明朝的灭亡有关系的话，责任不在白银，而是在明朝政府。
明朝之亡和海外的白银是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海外来的白银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明代社会的前进。如果说它有损害，那也是因为明朝政府没有很好地融入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进程，而不能甩锅给白银。我们不能责怪商品经济对原来的农业经济——尤其是以农业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旧体制的冲击，要怪只能怪明朝“以一变应万变”，恪守祖宗家法，裹足不前。
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压制生产力的发展，让生产力的发展将就已经成为经济发展障碍的生产关系。当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上层建筑应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为了维护旧上层建筑来阻止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
和海外白银流入相对应，我们列出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另外一个原因——国内的加派。
“加派”在明朝是一个特定的名词。虽然在嘉靖年间，朝廷就已经开始加派田税，但是这次加派持续的时间很短，危机过去后就取消了。而万历后期到崇祯时期加派的田税，由于危机一直没有过去，不但没有解除，反而变本加厉。
明朝全年的农业税如果以稻米和小麦计，是三千万石左右，后来折合成白银，是两千万两左右（白银与稻米的比率，在明朝的各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明朝早期，一两白银可以折合三到四石稻米。到了明朝后期，一两白银则可以折合零点八到一石稻米）。但是，前面提过，农业税是靠天吃饭的，粮食丰收了，税收就可以满额；粮食歉收了，国家就收不上税。所以，三千万石稻米或所谓两千万两白银，只是理想中的数字。
由于关外女真的崛起，朝廷要不断增兵援助辽东地区，加强蓟州镇和辽东镇的边防力量。蓟州、辽东、宣府、大同是明朝“九边重镇”的前四镇。蓟州第一，因为它是北京的门户。辽东第二，因为后来明朝的主要危险来自女真。
要增兵，就要加饷。
熊廷弼曾经算过一笔账：招募一个士兵，每年需要十八两银子。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因为有的士兵是会逃跑的，逃跑以后他再去其他地方应征，又要另外给他一份钱，这样一来，朝廷原来按照常规运转的财政就远远不够了。如果士兵的兵源是有根之徒就比较好，因为可以从他的籍贯看到他家里的根，所以这些士兵不容易逃跑。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明朝派矿监税使到各地开采白银，增加商税，引起了社会剧烈的动荡。万历皇帝去世以后，明光宗朱常洛继位，大臣们以他的名义把矿监税使全部废除。从此明朝从城市里弄银子的路就断了，还是要回到农业税。朝廷不可能像张居正那样重新来一次丈量。张居正之所以要丈量土地，是因为地主隐瞒不报的土地太多，而且丈量工作只有在张居正那种强有力的监控下才可能进行。张居正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明朝即便想再来一次丈量，一方面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无法实施。无可奈何之下，朝廷只好加派。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和崛起中的女真在萨尔浒进行了一场血战，而“辽饷之派”是在萨尔浒战役之前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也就是筹划调兵讨伐女真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是全国的土田每一亩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的单位从大到小依次是两、钱、厘、毫）。
明朝原来的农业税是收粮食的，每亩民田收三斗五升到五斗五升粮食，官田收五斗粮食，没官田收一石五斗粮食。后来由于张居正改革，把实物税折合成银两了。所以，明朝后来收田税是折合成银两来征收的。辽饷开始加派的时候，自然也是以银两为单位，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也就是萨尔浒之战失败的这年，每亩再加三厘五毫，总加派变成七厘了。到了第三年，又加二厘，每亩总加派九厘白银。辽饷的总数是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整个明朝田税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但是有一个事情很奇怪，辽饷加了这三次以后，再也没有追加了。整个天启年间，辽事也很紧张，但是没有追加辽饷。也许是因为反响太大，所以政府收手了，保持为每年五百二十万两。
天启七年（1627），王二在澄城杀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接下来，各路农民军纷纷涌现，整个明朝的西北地区陷入战争状态。
崇祯三年（1630），崇祯皇帝接受了臣下的建议，加派剿饷（剿贼之饷，贼指农民军）。这是在李自成加入起义军以后，不过那时明朝完全不可能知道有李自成这个人。由于陕西事态严重，朝廷在征辽饷的同时追加剿饷，一共加派了三百三十万两，大约相当于辽饷的五分之三。
到了崇祯十年（1638），农民军闹得更厉害，关外的女真军也不断深入内地。明朝要增加军队，就要先训练军队，就需要经费。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个加派的名目——练饷。练饷一口气加派了七百三十万两，比剿饷的两倍还多。
辽饷、剿饷、练饷合在一起，被人们称为“三饷加派”，总共近一千六百万两，相当于明朝正常农业税的三分之二。它们被全部加在农业税上，以亩来分摊。
有人认为，即使是一千六百万两，摊到每亩田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因为农业税一直是非常难收的。我们上一章谈到明朝的农业税看上去是有七百多万顷的田可以收税，但是由于大户的隐瞒、诡寄等，摊到农户身上的负担就很大了。根据我的计算，“三饷加派”对民间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有学者认为，“三饷加派”超过了两千万两，相当于明朝全年农业税的总数。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些夸大，因为这三饷加派累加起来是一千六百万两左右，而且也并不是每一年真正能够收上这么多。这有两点原因：第一是自然灾害，第二是战乱。这种负担对贫苦地区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有个学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他指出，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一方面给农业人口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对西北的农民非常不利，因为三饷是按田亩来摊派的，这看上去非常公平，但是不经意间用外表的公平掩盖了实际的不公平——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差异问题。
土地最肥沃、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是苏、松、江、浙，还可以加上湖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的江汉平原，这里的水稻年产量和陕西——尤其是陕北的小麦年产量相比，差距为五倍以上，两边的土地产出率不一样。
另外，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的很多土地已经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了，经济作物的产出更高。江西的兴国、石城等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大规模种植烟草，烟草的产出价比粮食的产出价要高得多。在当时，人们为了到底是种粮食还是种烟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坚守传统的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么好的土地一定要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么好的土地，种烟叶的产出比粮食更高，为什么不可以种烟叶？我们可以用烟叶卖的钱再买粮食。”
多少土地种粮食，多少土地种经济作物，这是一个调配问题。但总之，东南地区土地的每亩产出量比西北要多得多，这是其一。
西北地多人少，东南人多地少。同是农民，苏、松、江、浙的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量比西北要少得多，这个差距可能是三到五倍。以吉安、吉水为例，嘉靖年间，每一个劳动力能够分到的土地甚至不到一亩。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这是其二。
所以，我的学生说这是一种表面上的、不经意的平等，它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过从文字、逻辑上看，他的推导是有道理的。但是“三饷”的摊派是不是完全按照田亩分摊，有没有可能是东南摊得更多，而西北少一些，也要做具体研究。单从表面看，西北地区的农民确实比东南地区的农民所承担的摊派量要大。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治国理念：东南收成好、财富多，所以用东南之财富养西北之士马。他并不追求在西北地区能够得到多少税收，而是力图在东南多收税，好在西北地区培养战士，提供兵力。
“三饷加派”给西北农民增加了巨大负担。不能不说，明朝亡于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之兴起和“三饷”的加派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回过头来说，明朝之亡是亡于海外的白银收入，还是亡于内地的“三饷加派”？毫无疑问，我的观点是“三饷加派”的影响更大，因为它直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把农民推向绝路，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其他路可走。因此，明朝之亡和“三饷加派”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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