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惊地瞪大了眼晴！在我心里，公务员是高不可攀的，象我那个做工商的三表舅似的说话掷地有声，象我同学申小英那样从此生活优越，怎么可能外出打工呢？
想到这里，我仰慕地望着他，不解地问：“那你怎么不继续做下去呢？”
他大约等的就是我这句话，立刻眼晴一亮，开始慷慨陈词起来，象在台上讲话一样。原来以前，他是内地某县机关一名公务员，还是县长秘书，可惜，县长调任后，没有带走他。而新来的县长，理所当然带来了新的秘书，他则被打到轻工局做后勤。由举足轻重的县长秘书到可有可无的轻工局后勤，这其间的落差，是他无法容忍的。
做了三年后勤，仕途不见任何起色。正在这时，县毛巾厂快破产了，时任县长仿佛才想起他似的，安排他去做书记兼工会主席。说是提拔，实际上是替人家收拾烂摊子。当然，这是他后来才悟到的。但就算当时能看穿又怎么样？上面既然决定了，他一个无权无财的轻工局后勤，除了服从，还能翻多大的泡？
那两年，正是各个企业破产清算转轨转制的两年，化肥厂当然也不例外。改制完全是强制推行的，不管企业现状如何，一律引进战略性投资者，实行股份制。改革在当时是大趋势，谁敢反对改革，就等同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允许改革犯错误但绝不允许不改革，不换思想就换人！
直到那时他才明白，他到化肥厂的真正作用，其实就是配合上级把厂子卖掉。这在当时，是组织上的高度机密，谁也没有明说，工人们当然更加不知情了。他们大多数人，竟然真的相信，改革是引进准备战略性投资，就是把化肥厂做大做强！所以，工们们还群情高涨地要求这个改革那个改革的，非常投入，谁也不会想到，所谓的战略性投资，只是引进一个房地产项目。
曾经热火朝天的化肥厂成了历史，再后来，连轻工局都撤销了。他这个书记和普通工人不同的是，并没有直接下岗位，关系被挂到了人事局，身份是“待岗”。所谓待岗，意思是如果有岗位，组织上自然会安排他的。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就象一块抹布，被人用过了就扔了，不扔也该干了、硬了，晾在哪儿也是多余。
一心想当官太太的老婆更是整天鼻子不是鼻子、眼晴不是眼晴的，自认怀才不遇的他哪里受得了这窝囊气，一怒之下，不顾老婆的劝阻，辞职南下。一年之后，老婆便和他离了婚，留下一个还在读小学的儿子。
我听得简直呆住了！李浩民所在的福建与王磊所在的湖北，简直是千里之遥，但企业改制，却惊人地一致！这样一联想，我对李浩民越发敬重了起来。
没想到，因为李浩民临时添加了自己的讲述，散会后，己经快到十一点了，连循环大巴都没有了，我们只好三三两两地步行回宿舍。借着还算明亮的路灯，我这才发现，和我并排走的余倩冷着脸，十分不耐烦！
为了缓和气氛，我由衷地说：“李总助真的了不起呢，竟然还做过县长秘书。”
倪顺敏连声说：“是呀，是呀。”
余倩却牢骚满腹：“每次来新人都讲，我至少听过八百遍了，耳朵都起老茧了。”
她这话说得未免大煞风景了，前面的姜一刚却回头附和道：“我也是！”
回到宿舍，轮流冲了凉、洗了衣服，己经是凌晨一点半了，我躺在床上，浑身象散了架一样，很快进入了梦乡！
其实，我的工作十分简单，每月出去招聘一次，平时就是办理入（离）职手续、更新员工资料、管理员工档案及做各类报表。和流水线打工妹生活相比，轻松得不得了。
因为我这个职位，空缺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直是由余倩兼职。现在我来了，理所当然由余倩带我熟悉环境。但余倩，却并不愿和我多说一句话。幸好，扫聘员的专业性并不强，我又有相关工作经验，很快就熟练起来了。
但去人才市场招聘却不能一个人，因为公司有明文规定，所有需要拿钱外出的，一百元以上，必须两个人；一千元以上，必须三个人。
所以，我去领取招聘费用时，本地出纳阿善提醒道：“只有你一个人签字不行，还要再找一个人签字，最好是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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