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的一天，史上最喜欢书法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屏风上写下一段草书，笔力遒劲，骨质飘逸。展示给群臣看，获得一致好评。
皇帝随后说出自己的心得：“作书法，贵专精。我学古人之书，不学外形，而学内在。骨质学到了，外在的自然也就成了。”
当天，他赐宴玄武门，邀请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参加。
皇帝又即兴写了一幅作品。众臣趁着酒劲，争夺皇帝手中的条幅。
时有散骑常侍刘洎，在争夺中登上皇帝的御床，最后抢到手。大臣们顿时色变，有人指出：“臣子上了天子的床，罪当死！”
李世民笑，摆手道：“今见刘常侍登床，为书法，可不追究！”
这位征战一生的皇帝就是如此热爱书法。
史书上记载，李世民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书法。
唐人笔记《谭宾录》披露，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五月，大内展出了皇家收藏的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真迹，它们都是贞观年间皇帝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精通书法的大臣鉴定过的。其中，王羲之的真迹一百五十卷（五年后，玄宗再派人清点这批书法时，就剩下八十卷了，可见当时就开始散失）。
在展出的这批书法作品中，唯独没有其第一代表作《兰亭序》。
前推三百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古代春天的修禊日），四十多位东晋名士应东道主会稽内史王羲之邀请，亮相于会稽山阴兰亭，饮酒、写诗、观山、赏水。
那天，魏晋以来显赫的家族差不多都到齐了：王家、谢家、袁家、羊家、郗家、庾家、桓家。而且，东晋旷达、清雅、飘逸、玄远的时代气质使得这次聚会完全丧失了政治色彩。可以说，这次聚会是生命的、内心的、山水的。这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聚会。
此日风和日丽，东晋名士宽袍大袖，偎花依草，列坐于曲折、清澈的溪流边。荷叶轻托酒杯，信自漂流，到了谁的跟前，谁就要现场作诗，如作诗不成，便要罚酒。
王羲之等二十六人现场写出诗歌，王献之等十六人没写出。写出作品的二十六人成诗三十七首，汇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是为千古第一行书《兰亭序》。这幅书法作品写于珍贵的蚕茧纸上，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中“之”字有二十多个，但没有一个重样的。该作品是王羲之微醺后写的，醒后再写其他作品，终不可超越。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从《兰亭序》诞生之日，到唐贞观年间，已近三百年。此时真迹辗转到越州永欣寺老僧辨才手里。他是高僧智永的弟子，智永是王羲之直系后人。智永死前，将祖传的《兰亭序》传给辨才。后者视若珍宝，将其藏在禅房屋梁边的暗洞里。
李世民得知《兰亭序》在辨才手里后，急召其来长安，问真迹下落。
辨才口风很严，说自己确实在师父那里见过该作品，但后来世间多乱，真迹已散失。
皇帝多次召见辨才，但辨才就是不承认《兰亭序》在自己手里。皇帝没办法，只能叫辨才回去——这就是中古时代皇帝的风范，决不会用暴力手段来满足一己之私，虽然他完全可以一声令下直接派军队去寺院搜查。
李世民问计于大臣：“为了《兰亭序》，我寝食难安。现在真迹应该就在辨才手，如何能得到？辨才禅师年岁已高，宝物放在他那里，保不准将来真的散失。假如在皇宫珍藏，也许还能传于后世。”
见到皇帝如此忧虑，宰相房玄龄推荐一人：监察御史萧翼。萧翼是南北朝梁元帝曾孙，十分聪明。
李世民马上召见。萧说：“此事不难，但需要先给我几幅王羲之的书法作为诱饵。”
李世民说没问题。
萧翼又带了一幅自己祖上梁元帝手书的《职贡图》，直奔越州而去。
他乔装为一名北方商人进入永欣寺，用了十多天时间，谈古论今，与辨才混熟。此日，萧翼向辨才展示了梁元帝的《职贡图》，辨才看后很是称赞。萧翼又展示了所带的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辨才表示，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但却不是最佳。
萧翼问：“何为最佳？”
辨才笑道：“当然是《兰亭序》！”
萧翼表示不相信《兰亭序》还留存于世。
辨才说就在此室，于是从屋梁边的暗洞里取出《兰亭序》。
萧翼看过后说这是赝品。
辨才很愤怒。年过八旬的禅师生气地将《兰亭序》放在书桌上，没再搭理萧翼。
转天，辨才因作法事，去了越州城。
萧翼又一次进入永欣寺，对辨才的徒弟说，自己的手绢昨天丢在禅房，要进门去取。于是，他便将《兰亭序》“顺”了出来。
故事的结局不出我们的意料：萧翼因功而加官晋爵；辨才禅师则被气得病倒了，第二年便去世。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后，立即叫皇家书法师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拓印了几本，又叫虞世南、欧阳询、冯承素（即著名的“神龙本”，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之印）和褚遂良等临摹了几个版本。至于真迹，自己几乎每天抱着入睡。
按晚唐李绰《尚书故实》记载：“太宗酷好书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赏。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
据说，到了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入膏肓，又对太子李治，即未来的唐高宗说：“我之将死，没什么要求，唯一想要的就是《兰亭序》。你能让它在地下陪伴我吗？”
李治潸然泪下。
另一种说法是：“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在这里，将《兰亭序》陪葬昭陵的建议，是顾命大臣褚遂良提出的。
总之，按照主流的说法，《兰亭序》被埋进了李世民的昭陵。
到了五代十国，军阀温韬驻镇长安。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时为耀州节度使的温韬，镇守关中七年，挖遍唐朝历代帝王的陵墓，并亲自进入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按这种说法，《兰亭序》又回到了人间，终下落不明。
唐人何延之记载如下：
右军书此时，乃有神助。及醒后，它日更书数十百本，终无祓禊所书。右军亦自珍爱此书，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永付弟子辨才。太宗求之不得，乃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取之。太宗殁，殉葬昭陵。乃唐未温韬盗发昭陵，其所藏书皆出，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人间，然独《兰亭》亡矣……（《兰亭记》）
当然，事情的发展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
在李世民去世后，唐高宗李治并没满足父亲的愿望，将《兰亭序》陪葬昭陵，而是私自留了下来，最后带进自己与武则天的乾陵（唯一没被破坏的唐帝王陵）。
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中唐时，收藏之风大盛，当时对《兰亭序》的下落已有议论。收藏家工部侍郎张惟素就曾与宰相段文昌专门谈过这件事。北宋时亦有此说法，称《兰亭序》真迹在陪葬前一刻，被临摹本替换掉。
若上面的推论是真的，那么在幽暗的乾陵中蛰伏的《兰亭序》，还有望重现人间。
不过，也有人认为，《兰亭序》本身就是一部伪作。换句话说，王羲之从没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自然也就没创作过这样一幅书法。率先提出质疑的是酷爱《兰亭序》书法的南宋词人姜夔，按他的记载，“靖康中，有得《兰亭》真迹者，诣阙献之。半途而京城破，后不知所在。”接着，他又发问，“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说的是，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收藏了众多王羲之的作品，却唯独没有《兰亭序》，可见当时并不存在这一作品。
清代学者李文田在分析“定武本”《兰亭序》（得到《兰亭序》后，李世民命欧阳询临摹，后刻石。至五代十国，石刻被契丹人掠去，君主耶律德光率军北还，过河北定州，病死于军中。该石刻也被弃于附近的杀虎林，到北宋年间被重新发现。定州即今河北省正定县，北宋时，这里设有定武军，故得名）时认为：“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李文田认为，东晋人的书法字体仍是汉魏隶书，不可能是《兰亭序》上洒脱的行书。而《兰亭序》上的字体，恰恰又吻合唐朝人的书法特点。所以他表示，《兰亭序》由唐人所写的可能性极大。
到了当代，郭沫若作为考古学家和书法家，结合南京出土的东晋石刻，力顶李文田的观点，但却遭到激烈质疑。质疑者认为，东晋时，汉魏风格的隶书只用于石刻，而平时手书则已是行书，不能因为发现了几块带有汉魏隶书风格的东晋石刻，就认为王羲之写的应该是隶书；另一种质疑是，东晋士族不屑石刻，石刻上的书法多出自工匠之手，用它来跟士族艺术家的作品相提并论，本身就是荒诞的。
总之是够复杂的。我们还是看一下《兰亭序》文章本身吧：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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