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内外交困，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锦之战的大胜、歼灭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后，皇太极又派兵绕开吴三桂驻守的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
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掳掠了三十六万九千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日为始，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说穿了也与大明财政的亏空息息相关。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种，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播州之役）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张居正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后就被逐渐挥霍干净。图源：影视剧照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1385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辽饷”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单位因此为两、钱、厘、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1630年）开征“剿饷”，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05
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尽管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亲的行为，但若论屠戮的范围和广度，则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末年这样明显和酷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朝宗室已然成为了明朝社会的吸血鬼，让当时的农民军从上到下都无比痛恨和仇视。
话说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由于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欢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地“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其中最夸张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就至少生了94个孩子，在朱钟镒活着的时候，他个人传下的嫡系子孙就达到了700多人，令人为之震惊。
在明朝政策鼓励下，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宗室人数已经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明朝的政策，使得宗室成为大明帝国的毒瘤和沉重负担。图源：影视剧照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杀掉并剁碎做成“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是明末万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阳时，不仅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山民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人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也与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蚀国家财政并掳掠侵害民间，有着深刻的关联。明朝宗室在维系所谓朱家江山的同时，最终也反噬了整个帝国。大明帝国内外交困，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锦之战的大胜、歼灭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后，皇太极又派兵绕开吴三桂驻守的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
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掳掠了三十六万九千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日为始，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种，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播州之役）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张居正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后就被逐渐挥霍干净。图源：影视剧照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1385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辽饷”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单位因此为两、钱、厘、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1630年）开征“剿饷”，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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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己的私财，就在1642年底，清军再次绕过北京攻入华北地区掳掠人口和财富，当年12月，清军进攻山东兖州，危急时刻，兖州知府邓藩锡劝说鲁王朱以派散发钱财募兵守城，邓藩锡说，如果鲁王您愿意散财募兵，城犹可守，否则大势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财奴鲁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结果不久清兵攻破兖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缢而亡，王府钱财也被清兵掳掠一空。
对于明朝这些宗室藩王来说，尽管他们是倚靠着明朝中央这棵大树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时刻，藩王们也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支援中央财政，更不要说赈济百姓，而这些守财奴藩王，最终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杀、或被农民军所杀，最终覆灭于时代的怒海波涛之中。
尽管福王朱常洵和鲁王朱以派因为吝啬惨死，但他并非明末无良藩王的最后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祯上吊自尽后，张献忠统率的农民军也攻入四川，面对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急忙劝说蜀王朱至澍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加固城防，没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却耍无赖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
面对全然不知死活的无耻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刘之渤直接怒怼说：“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农民军破城，一切都将不再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对此“终不悟”，对于这些藩王来说，他们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夺天下民财，但当到了国家有难，需要他们奉献御敌之时，这些人却普遍表现出鼠目寸光和贪婪无耻的守财奴形象，对他们赖以立身的政权安危全然不顾，最终身死陨灭而为天下笑。
不久，张献忠率军攻破成都，后悔不及的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下只得投井自杀，其在成都城内的宗室子孙被张献忠下令捕杀殆尽。蜀王自杀后，此前劝说他散财守城的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也被农民军所捕，张献忠让人劝说他投降，刘之勃破口大骂，张献忠于是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刘之勃毫无畏惧，临死前大喊是说：“宁多剐我一刀，而少杀一百姓。”
但疯狂的张献忠并未放过成都百姓，1646年他在撤离成都前，下令对成都进行屠城，疯狂屠戮了成都城内的数十万百姓，而他对于所经过处的明朝宗室的态度，则是“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进军山西，后来投降的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例如在山西平阳，李自成农民军先是斩杀当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在汾阳，则对皇族“宗绅”大开杀戒，“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攻克太原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农民军又“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而为了防止山西底层皇族作乱，李自成农民军“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尽管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亲的行为，但若论屠戮的范围和广度，则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末年这样明显和酷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朝宗室已然成为了明朝社会的吸血鬼，让当时的农民军从上到下都无比痛恨和仇视。
话说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由于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欢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地“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其中最夸张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就至少生了94个孩子，在朱钟镒活着的时候，他个人传下的嫡系子孙就达到了700多人，令人为之震惊。
在明朝政策鼓励下，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宗室人数已经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明朝的政策，使得宗室成为大明帝国的毒瘤和沉重负担。图源：影视剧照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杀掉并剁碎做成“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是明末万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阳时，不仅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山民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人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也与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蚀国家财政并掳掠侵害民间，有着深刻的关联。明朝宗室在维系所谓朱家江山的同时，最终也反噬了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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